梅默庵是什么人？在近代中国那批守着古籍过活的学人里，他是最“痴”的那个——痴到把书当命，把校勘当呼吸，把传承当终极的事。
他生在光绪末年的杭州，打小跟着开旧书铺的父亲翻书，十三岁就能辨出宋刻本的“瘦金体”讳。二十岁那年，为买一本元抄本《玉台新咏》，他在苏州书市蹲了三天，最后用自己攒了半年的乡试路费换了书——后来没考上秀才，他倒笑着说：“考秀才是为了做官，换书是为了留着古人的声音，值。”
中年的梅默庵，成了上海“文汇堂”书店的“校书先生”。每天天不亮就到店，点着洋油灯校《水经》的残卷，朱笔改“郦道元”的“郦”，墨笔补“江水又东”的缺页，连伙计送的早茶都凉了三遍。有人劝他：“你校这些残书，能当饭吃？”他指着案头的《十三经疏》说：“你看这‘诗三百’里的‘关关雎鸠’，要是‘雎’写成‘睢’，鸟就从水鸟变成猛禽了——校书不是改，是给古人正名，给后人留个准谱。”
抗战爆发那年，他抱着一箱宋刻《说文》躲进租界的防空洞。炸弹落在隔壁弄堂，震得他耳朵嗡嗡响，可他攥着书箱的锁扣，指甲都掐进手心——事后翻开书，纸页上还留着他手心的汗印，连个墨点都没晕开。他说：“这书是北宋人刻的，比我爷爷的爷爷还老，要是毁在我手里，我没脸见地下的许慎。”
新中国成立后，他把书房里的三千多册善本，全捐给了南京图书馆。捐书那天，他坐在图书馆的台阶上，摸着每一本的书脊：《陶渊明集》是他二十岁典了妻子陪嫁买的，《资治通鉴》是他中年熬了三年校的，《昭明文选》是他晚年给孙子讲“洛神赋”的教材。馆长要给他写篇报道，他摆手：“不用，书在就行——我这一辈子，就是给这些书当‘保姆’，现在把它们交给图书馆，才算找着了长久的家。”
梅默庵没写过什么大部头的著作，没当过什么官，连照片都没留下几张。可后来的学者翻开他校过的《史记》，看见“项羽本纪”里“垓下歌”的“若”旁边，有他用朱笔写的小：“《说文》‘若’，择菜也，引申为‘你’，比‘汝’更楚地口语”；翻开他捐的《玉台新咏》，看见卷首有他写的题跋：“此本为元人抄于吴兴，纸是桑皮纸，墨是松烟墨，当年我用乡试路费换的，现在给图书馆，算物归原主。”
梅默庵是什么人？不过是个把“书”刻进生命里的普通人——他用一辈子的时间，把散佚的古籍拼起来，把错漏的文正过来，把古人的声音传下去。他没什么“成就”，可那些经他手的书，至今还在图书馆的玻璃柜里，还在学者的案头，还在学生的课本里——这就是他给世界留下的，最实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