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西头的老槐树歪着脖子，树底下立着块青石碑。碑面蒙着层深绿的青苔，用指甲刮开，能看见一行刻痕：“妇女，夫妻，兄妹。”
张阿公蹲在碑边抽烟袋，烟卷儿的火星子忽明忽暗。有人凑过去问：“这字儿拧巴得很，到底说的是谁？”他把烟袋锅子在碑沿儿上磕了磕，烟灰落在碑缝里：“是福妹和根生。”
福妹是根生的亲妹子，娘生她的时候血崩走了，爹在矿上埋了，兄妹俩就守着后山那间破草屋过活。福妹十三岁就会纳鞋底，根生十六岁能挑两百斤的柴，日子像檐角的雨，滴得慢，可也没断。
后来闹兵灾，村里的年轻人都被抓去当壮丁。根生背着福妹往山里跑，跑累了就坐在石头上喘气。福妹摸着他后颈的疤——那是去年砍柴被树枝划的——说：“哥，要是咱们被追上了，你就说我是你媳妇儿。”根生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朵根：“胡说啥？”福妹笑：“这样他们就不会把我分开卖了。”
可兵没追上，饥荒倒来了。地里的麦子全枯成了草，村里的狗都瘦得只剩骨头。根生把最后一把玉米面煮成稀粥，端给福妹：“要不……咱们真成个家吧？”福妹捧着碗，粥的热气熏得眼睛发酸：“成了家，你还是我哥不？”根生点头：“永远是。”
没有红布，没有喜酒，他们对着山神庙的土像磕了三个头。福妹把头发梳成了已婚妇人的圆髻——她成了“妇女”；根生把自己的粗布衫换给她——她是他的“夫妻”；可睡前福妹还是会像小时候那样，把脚蜷在他腿边——她还是他的“兄妹”。
第二年福妹怀了孩子，可孩子没熬到足月就没了。福妹躺在床上，抓着根生的手：“哥，我走了以后，把我埋在老槐树下。碑上别写名字，就写咱们的关系。”根生的眼泪砸在她手背上：“我知道。”
福妹走的那天，根生把她的辫子开，梳成小时候的麻花辫，再盘成圆髻——像她既是妹妹，又是妻子。碑刻好的时候，石匠问：“写啥？”根生想了半天：“就写‘妇女，夫妻，兄妹’。”石匠皱着眉：“这算啥称呼？”根生说：“她是我妹，是我媳妇儿，是嫁了人的福妹。三个词，都是她。”
张阿公的烟袋锅子又燃起来，烟缕绕着老槐树的枝桠往上飘。有人又问：“那他们到底是啥关系？”他抬头看了眼树顶的鸟窝，风把槐花落进他的衣领：“还能是啥？亲兄妹，结发夫妻，成了家的女子。三个词叠在一块儿，就是福妹和根生的一辈子。”
太阳往山那边坠，碑面上的字又被青苔盖住了些。风里飘来槐花香，像福妹当年煮的粥，像根生补了又补的衣裳，像他们坐在门槛上一起剥的毛豆——那些没说出口的话，都刻在碑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