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为定性为危险驾驶罪而非交通肇事罪
根据《刑法》第133条之一，危险驾驶罪是指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等行为，主观上表现为故意即明知醉酒仍驾驶，法定刑为拘役，并处罚金。而交通肇事罪属过失犯罪，量刑更重一般情形3年以下，逃逸或情节特别恶劣3-7年，因逃逸致人死亡7年以上。本案中，谭明明血液酒精含量达167.66mg/100ml，远超80mg/100ml的醉驾标准，且在剐蹭车辆后继续行驶，主观上对危险行为持放任态度，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而非过失导致事故的交通肇事罪。二、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限制与结果加重情节
危险驾驶罪的基础刑为拘役1-6个月，但《刑法》规定“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案中，谭明明的醉驾行为造成2人死亡、1人重伤的严重后果，已触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期徒刑或死刑。然而，法院审理认为其行为不具备“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直接故意，而属“过于自信的过失”，最终未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仅以危险驾驶罪结合结果加重情节量刑，六年有期徒刑已属该罪框架内的顶格处罚。三、积极赔偿与谅书对量刑的影响
司法实践中，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是重要的从轻处罚情节。案发后，谭明明家属与被害方达成和，赔偿金额超过2000万元，三名被害人近亲属均出具谅书。根据《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对于积极赔偿并获得谅的，可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法院综合考量其醉驾的社会危害性、后果严重程度及悔罪表现，在法定刑范围内作出六年判决，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综上，谭明明的判决结果是法律定性、法定刑框架与量刑情节共同作用的结果，既体现了对醉驾行为的严惩，也兼顾了案件具体情节中的司法裁量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