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上台后,其对华政策呈现出“竞争为主、对抗可控、合作有限”的总体特征。在战略上将中国定位为“系统性竞争对手”,通过强化“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推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多边机制,试图在政治、安全与经济层面对华构筑围堵网络。在关键科技领域,美国延续并升级了“小院高墙”策略,借助《芯片与科学法案》及组建“芯片四方联盟”等手段,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同时,在涉台、涉疆等问题上持续干涉中国内政,导致双边摩擦加剧。尽管双方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议题上保持了有限对话与合作,但此类合作常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