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成，孔子第七十七代嫡长孙，袭封衍圣公，这个身份从出生起就定与曲阜紧密相连。但自1949年离开后，他终其一生未再踏足故里。这背后，是历史洪流的裹挟，也是个人选择与时代语境的交织。
1937年，日军逼近曲阜，为保护圣裔，国民政府将年仅15岁的孔德成从阙里迁出。自此，他便成了离巢的燕，在战火与动荡中辗转。1949年，他随国民政府迁至台湾，两岸分治的现实，成了最坚硬的屏障。彼时的海峡，不仅是地理上的间隔，更是意识形态的楚河汉界。作为传统文化符号，孔德成的身份被赋予了政治意义，回曲阜便不再是简单的归乡，而可能被读为对一方政权的表态。这种敏感性，让归乡之路从一开始就布满荆棘。
在台湾，孔德成的角色并未褪色。他历任考试院院长、总统府资政，主导修订《孔子世家谱》，参与传统文化复兴运动。这些职务与事业，将他与台湾的文化界、政界深度绑定。他不再仅仅是“衍圣公”，更是连接传统与当下的桥梁。这种社会身份的转换，让他的个人选择不得不服从于更大的现实框架——脱离既有的社会职责，回到一个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环境，对他而言，或许意味着前半生努力的消。
更深处的顾虑，来自大陆社会的变化。50至70年代的大陆，传统文化经历了剧烈冲击。曲阜孔庙虽被保护，但“破四旧”的浪潮让传统符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孔德成作为儒家文化的象征，回到这样的环境中，其存在本身便可能引发复杂的读。是被推崇，还是被审视？这种不确定性，让他对归乡始终保持审慎。他更愿意在台湾延续对儒家文化的阐释，而非在故里面对可能的身份尴尬。
晚年的孔德成，曾表达过对曲阜的思念。他命人绘制孔府平面图，时常凝视，却终究没有跨过那道海峡。或许在他看来，真正的“归乡”，未必是脚下的土地，而是文化香火的延续。当他在台湾主持祭孔大典，培养儒学人才时，曲阜的记忆已化作精神血脉，流淌在他所守护的文化传承中。
历史的断裂，身份的重负，现实的阻隔，最终让孔德成与曲阜成了隔水眺望的两岸。他的未归，是个人命运与时代变局的缩影——有些离别，从来不是选择，而是被历史推着向前时，不得不留下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