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依据
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履行管理职能的核心载体，而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是行政法领域对行政行为功能定位的基础逻辑。其分类的核心依据，在于行政行为所针对的对象是否特定、是否具有普遍约束力。具体行政行为的指向始终是特定对象——即具体的个人、组织或可明确辨识的特定群体。这类行为效力仅及于该特定主体，且通常一次性适用。例如，市场监管部门对某食品企业作出的吊销营业执照决定，针对“该食品企业”这一特定主体，效力仅约束该企业，不直接适用于其他同类企业；城管部门对某车主的违章停车罚款，指向“该车主”这一特定个人，仅规范其单一违法行为。即便针对多个对象，只要可通过名称、范围明确确定如某小区5号楼全体业主的整改通知，仍属具体行政行为，因对象范围可精准界定，不具普遍覆盖性。
抽象行政行为则针对不特定多数人，核心特征是具有普遍约束力且可反复适用。它不指向某一具体个体，而是针对某一类行为或某一范围内的所有主体。例如，某省政府发布的《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约束该省行政区域内所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论具体是哪一家企业、哪一位个人，只要行为涉及生态保护均受规范；税务总局制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适用于全国所有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纳税人，特定指向。这类行为效力具有延续性，可针对同类事项反复适用，而非仅针对某一次特定事件。
区分两者的关键并非对象数量多寡，而是“特定性”判断：若对象可通过具体名称、范围精准确定，即便数量较多仍属具体；若法明确到具体个体、仅能确定为某一类主体，则属抽象。这一依据清晰划分了两类行政行为的边界，是识别行为性质、界定行政主体责任范围的核心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