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容教养退出历史舞台，真的能让未成年人犯罪率降下来吗？》

收容教养退出历史舞台，并非放弃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干预，而是未成年司法体系从“惩戒管控”向“修复帮扶”转型的重要标志，长远来看能从根源上降低犯罪率，但这一转变过程中需跨越资源配套、部门协同和观念更新三道难关。

为什么这一转变能降低犯罪率？首先是摆脱“标签化”的二次伤害。过去收容教养将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集中教养，容易让他们被贴上“坏孩子”的标签，且在封闭环境中与其他问题青少年交叉感染，强化犯罪认知和行为模式，出狱后更难融入社会，再犯率居高不下。而替代措施如社区矫正、家庭指导等，让孩子在熟悉的环境中接受教育和帮扶，避免标签烙印，帮助他们回归正常生活轨道，减少再犯风险。其次是倒逼源头预防机制的建立。收容教养是事后惩戒的“末端治理”，退出后迫使社会将意力转向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源——家庭监护缺失、学校教育脱节、心理疏导不足、社会不良环境影响等。通过早期干预如对问题家庭的监护干预、对边缘少年的心理辅导，将犯罪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从根本上减少犯罪发生。

但转变过程中面临不少挑战：一是替代措施的资源缺口。社区矫正、心理干预等需要大量专业人员如社工、心理医生、教育辅导员和配套设施，但目前多数基层地区这类资源匮乏，导致部分替代措施流于形式。二是多部门协同的壁垒。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涉及公安、检察、法院、民政、教育等多个部门，过去收容教养由单一部门主导，现在需要跨部门联动，但各部门职责边界模糊、信息共享不畅，容易出现“谁都管谁都不管”的困境。三是社会观念的阻力。部分公众仍持“犯错必惩”的传统思维，对柔性帮扶措施存在“放纵孩子”的担忧，甚至对接受帮扶的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有歧视，影响政策落地效果。

收容教养退出是未成年司法理念进步的体现，其长远价值在于通过去标签化和源头预防，切断犯罪的循环链条。但要让这一转型真正实现降低犯罪率的目标，必须补上资源、协同、观念的短板，让每一项替代措施都能落地生根，才能为未成年人创造更健康的成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