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格列宁能救命还便宜，中国为何禁止销售？

中国禁止销售印度格列宁，并非视患者的困境，而是在知识产权保护、药品安全底线和全球医药创新生态之间做出的理性选择，背后是现实与规则的复杂博弈。

一、知识产权红线：保护创新才能有更多救命药

原研药格列卫甲磺酸伊马替尼的专利保护期是国际通用规则，中国作为WTO成员必须遵守。一款新药的研发成本极高——平均需要12年时间、10亿美元以上投入，专利期内的独家销售权是药企收回成本、投入下一款新药研发的唯一保障。如果破例允许授权的印度仿制药流入，等于直接摧毁了原研药企的创新动力：若没有利润回报，谁会愿意研发癌症、罕见病等领域的救命药？长远来看，这会让全人类失去未来的治疗希望。

二、药品安全：不能拿患者生命赌概率

印度仿制药价格低，但并非所有产品都中国的药品安全标准。中国对药品上市有严格的“一致性评价”，即仿制药必须在质量、疗效上与原研药全一致才能销售。而印度市场上的仿制药鱼龙混杂，部分产品未通过中国审批，甚至存在有效成分含量不足、杂质超标等问题。比如曾有患者服用未经认证的印度仿制药后，出现耐药性或不良反应，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监管部门不能为了低价，放任这种风险威胁患者生命。

三、现实困境：平衡需求与规则的艰难

禁止印度格列宁的背后，是数患者“吃不起原研药”的现实痛点。中国并非没有应对：一方面，通过医保谈判将原研药大幅降价纳入医保格列卫现在医保报销后每月仅需几百元；另一方面，加速国产仿制药的审批如豪森药业的昕维，通过一致性评价后价格仅为原研药的1/3；针对罕见病患者，还开通了临时进口绿色通道。这些措施需要时间落地，但比“放任印度仿制药”更可持续——既保障了患者权益，也维护了医药行业的创新生态。

中国禁止销售印度格列宁，不是冷漠，而是在短期需求与长期利益、个体权益与公共规则之间寻找平衡点。真正的决方案，从来不是打破规则，而是通过优化政策让“好药不贵”成为常态——这正是中国当下正在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