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藏在旧VCD里的香港警匪剧，你还记得多少？
深夜整理旧物时，从箱底翻出一盒皱巴巴的VCD——封面是陶大宇穿着警服皱着眉，旁边郭可盈举着文件夹抿嘴笑，封皮上印着《刑事侦缉档案》。塑料壳上还留着当年租碟店的印章，红色印泥早褪成淡粉，却突然把我拽回小学暑假的傍晚。那时家里的21寸彩电总摆着雪花，我搬个小凳子凑在跟前，攥着冰棒看大勇蹲在案发现场捡烟头，高洁举着相机喊“别碰！那是证物”。有次播到“夺命红玫瑰”案，凶手把受害者藏在钢琴里，我吓得冰棒掉在脚边，却盯着屏幕不肯挪眼——直到大勇突然转身喊“高洁小心”，我才跟着攥紧衣角，听见妈妈在厨房喊“吃饭了”，却应着“等一下！凶手要出来了”。后来和同学讨论案情，连课间跳皮筋都在猜“会不会是那个卖花的阿姨？”，直到下一集揭晓答案，才拍着大腿说“我就知道！”。
还有《鉴证实录》里的聂宝言。陈慧珊戴着细框眼镜，穿白大褂站在剖台前，手套泛着冷光，声音轻却稳：“死者的死亡时间是昨晚十点到十二点，颈部有勒痕，生前有挣扎痕迹。”那时我总模仿她的动作，把作业本摊在桌上当“尸体”，拿铅笔当手术刀，嘴里念念有词“我会帮你说出真相”。妈妈见了笑：“小丫头片子，倒像个小法医。”可当剧里播到她弟弟遇害，她蹲在停尸间哭，我也跟着掉眼泪——原来法医不是冷冰冰的，她的白大褂里藏着那么多疼。
《陀枪师姐》是全家一起看的。关咏荷演的娥姐刚离婚，抱着女儿坐在派出所台阶上哭，三元递她一杯热奶茶，说“姐，咱们当女警的，不能输”。后来看三元学开枪，手抖得连靶都打不中，陈小生在旁边笑“你这是打蚊子呢？”，却偷偷把自己的枪套塞给她。有次播到三元追凶手摔在雨里，膝盖渗着血还爬起来跑，爸爸在旁边说“这才是警察”，妈妈却抹着眼睛说“多疼啊”。那时觉得，原来女警不是电视里的“ superhero”，她们会哭，会怕，会在加班时想念孩子，却依然攥着枪往前冲。
最难忘的是《潜行狙击》里的Laughing哥。谢天华叼着烟，戴墨镜靠在巷口，背后是霓虹灯闪着“旺角”二。他跟跛co碰杯，酒杯里的威士忌晃着光，嘴里说“兄弟，今晚的货我帮你送”，眼神却藏着刀。后来他暴露身份，被按在墙上喊“我是警察！”，我攥着遥控器的手都在抖——原来卧底不是“装坏人”那么简单，他的墨镜后面，藏着多少夜里惊醒的梦？
这些剧像老唱片，翻出来就能听见当年的声音：租碟店老板的吆喝“新到的《刑事侦缉档案4》，要吗？”，同学课间的讨论“你猜《鉴证实录》里的凶手是谁？”，还有家里的风扇吱呀转着，电视里传来“叮——”的案情提示音。
现在手机里的剧刷不，却总想起那时的日子：搬着凳子凑在电视前，冰棒化在手里，屏幕里的人跑着、喊着、查着案，窗外的蝉鸣盖过一切，却盖不过我怦怦的心跳。
翻回那盒VCD，封皮上的陶大宇还皱着眉，郭可盈还举着文件夹。突然想起去年在网上刷到片段，大勇和高洁坐在咖啡馆里，他说“这么多年，幸好有你”，她笑“废话，不然谁帮你查案？”。我盯着屏幕，突然鼻酸——原来那些日子从来没走，它们藏在旧VCD里，藏在童年的冰棒纸里，藏在每次想起都会嘴角上扬的回忆里。
你看，风一吹，那些画面就飘过来了。就像当年的我们，守着电视，等着下一集，等着凶手落网，等着那些关于正义的故事，慢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