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40年代：鸦片叩开的国门

19世纪40年代的风掠过广州黄浦港时，带着股呛人的苦腥——那是鸦片膏在船仓里发酵的味道。码头上的挑夫们缩着脖子绕开英国商船，他们见过穿洋装的商人掀开箱盖，露出深褐色的膏体，像凝固的血；也见过烟馆里的人蜷在榻上，骨瘦如柴的手举着烟枪，喉咙里发出垂死的喘息。这不是贸易，是掠夺——英国人为了填补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把鸦片当成了“商品”，一箱箱运进来，换走一箱箱白银。1838年，清廷一年流失的白银达600万两，江南的农田里没人种粮，鸦片馆的烟灯却亮得比星星还多。

林则徐的禁烟令像一把刀，砍向了这条吸血的链条。1839年6月，虎门海滩的石灰池里，237万斤鸦片被浇上海水，燃起滚滚浓烟。可烟消云散后，等来的是军舰的炮声。1840年6月，英国“东方远征军”的战舰开进珠江口，炮弹落在广州城外的稻田里，炸起漫天的泥土。清军的八旗兵穿着厚重的铠甲，举着大刀冲向洋枪队，可子弹穿过铠甲的声音比风声还冷——虎门炮台失守时，守将关天培的血染红了炮身；定海沦陷时，知县姚怀祥投水自尽，尸体顺着潮水漂向远方。

战争打了两年，英军的军舰从东南沿海开到长江口，1842年8月，南京下关的江面飘着英国国旗，《南京条约》的文本放在案上，墨迹还没干。香港岛被割让，五口通商的条款像五道伤口，关税要和英国人“协商”，领事裁判权让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受法律约束。这道封闭了两百年的国门，终于被鸦片和枪炮撞开了——不是用贸易的诚意，是用毒品的贪婪，用武力的胁迫。

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还在做着“天朝上国”的梦，可鸦片带来的不是文明的交流，是帝国主义的征服。英国商人笑着把鸦片塞进中国人的口袋，再用赚来的钱买枪炮，炸碎中国的城墙；传教士跟着军舰进来，说要“拯救灵魂”，可背后是租界里的洋楼，是海关里的洋员，是沿海村庄被抢走的粮食和丝绸。这场战争不是偶然，是帝国主义用鸦片编织的陷阱——先让你上瘾，再让你屈服，最后把你的土地、财富都抢光。

那年冬天，南京的街头飘着雪，一个老秀才站在城门口，看着英国士兵骑着马走过。他手里拿着一张旧报纸，上面印着《南京条约》的内容，里行间都是“割”“赔”“让”。风掀起他的衣角，雪落在报纸上，把“1842年”的样浸湿。19世纪40年代的，不是一个年代的终结，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从那天起，中国的天空里飘着洋人的国旗，中国的港口停着洋人的军舰，中国的老百姓，要在鸦片的烟雾里，在洋枪的阴影下，过着没有尊严的日子。

鸦片叩开的国门，从来不是开放的大门，是侵略的入口。19世纪40年代的炮声，至今还响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提醒着那段用毒品和暴力写就的历史——不是因为忘记，是因为不敢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