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樗之号“用师”，源于他对庄子哲学中“用之用”的深刻体悟与自觉践行。这一称号不仅是他个人精神追求的写照，更折射出特定时代文人在现实困境中的生存智慧。
“樗”本指臭椿树，木质疏松，不成栋梁，在世俗眼中属“用”之材。《庄子·逍遥游》中，惠子曾以大樗树为喻，讥其“大而用”，庄子却反驳道：“今子有大树，患其用，何不树之于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害者，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在庄子看来，“用”恰恰是一种保全自身、顺应自然的大智慧，远离世俗的功利追逐，反而能获得精神的自由与超脱。郑樗取“樗”为姓或号之缘起，又自号“用师”，正是对这种哲学思想的主动呼应——他以“用”自况，恰是对世俗价值体系的疏离与反叛。
元代文人普遍面临“出处”困境：科举中断，仕进门，传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难以实现。郑樗身处这样的时代，选择以“用”为号，既是对现实压迫的消极避世，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救赎。他舍弃了对“有用”的执着，转而追求内心的澄澈与自由，将精力投于艺文创作与心灵滋养。黄公望与郑樗相交甚深，其晚年巨作《富春山居图》题赠“用师”，既是对友人品格的认同，也暗合了画中所蕴含的平淡天真、超然物外的意境——画卷中富春山的云烟变幻，正是“用”之境的视觉呈现，不刻意追求形似，却在笔墨挥洒间抵达自然与精神的合一。
“师”则体现了郑樗在文人圈中的身份与影响。他并非真的“用”，而是以“用”的姿态传道授业，引导友人超越世俗的迷障。在元代文人画兴起的背景下，“用师”的称号更暗含着对艺术本质的回归：艺术不应附庸于功利目的，而应成为安顿心灵、承载精神的“用之用”。郑樗以“用”为师，实则是以庄子哲学为师，以自然大道为师，其生命状态本身就是对“用之用”的最佳诠释。
因此，郑樗之“用师”，并非自贬，而是一种清醒的价值选择。它既是对个体精神独立的坚守，也是对动荡时代文人处世智慧的凝练——在“有用”的世界里，做一个“用”的自由人，恰是最深沉的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