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打工与妈妈租房同住的相处之道
清晨六点，厨房传来切菜声时，我正挣扎着按下闹钟。租房的客厅里，折叠餐桌上摆着温热的粥，妈妈把剥好的鸡蛋推到我面前，蒸汽模糊了她鬓角的白霜。在外打工三年，与母亲挤在这间不足四十平米的出租屋，我们在狭窄的空间里磨合出了独有的共存方式。起初的摩擦像厨房地砖缝里的油污，总在不经意间冒出来。她习惯把快递纸箱攒在阳台，说留着卖废品；我抱怨占地方，趁她买菜时偷偷扔掉，回家后便是半天的沉默。直到某天发现阳台角落摞着整齐的小纸盒，里面分门别类放着我的发圈、充电器和零碎证件，才明白那些被我嫌弃的纸箱，原是她为我搭建的收纳角落。
空间的逼仄放大了生活习惯的差异。我熬夜赶项目时，她会隔十分钟推门进来送一次水果；她凌晨五点起床念佛，念经声总让我惊醒。后来我们在卧室门上贴了张便利贴，她写“轻”，我写“小声”，画个笑脸。渐渐地，我学会戴着耳机工作，她把念经时间推迟到我出门后，折叠餐桌上开始出现分装的早餐——她总记得我不爱吃葱花。
阳台的竹竿上永远晾着两种味道的衣物，我的通勤西装和她的碎花家居服在风里摇晃。卫生间的置物架被分隔成两半，左边是我的护肤品，右边是她的降压药和老花镜。她开始学着用我的电动牙刷，我试着喝她泡的菊花茶，衣柜最底层腾出来的空间，一半放她的厚棉袄，一半堆我的旧书。
上个月我加班到深夜，钥匙转动门锁时，客厅的小夜灯突然亮起。妈妈从沙发上惊醒，迷迷糊糊说“汤在保温”。那碗热汤喝到一半，我忽然看见她眼角的皱纹在暖黄灯光下格外清晰。这个为我背井离乡的老人，正用她的方式熨帖着我的漂泊生活。
现在的出租屋里，妈妈的缝纫机摆在飘窗上，边角料被她做成了杯垫；我的画板靠在衣柜边，上面画着她在菜市场挑菜的背影。我们依然会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拌嘴，但转身就能在共用的冰箱里找到对方买的酸奶。生活像这狭小的房间，虽处处是妥协，却也处处藏着熨帖的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