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首“两手空空来到广东”的打工诗，藏着多少异乡人的沉默心事？

两手空空，来到广东。

这句诗像一根针，轻轻一戳，就扎进了数在广东打拼的异乡人心里。我第一次听到它，是在东莞的某个电子厂宿舍，下铺的贵州老乡阿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嘴里喃喃地念着。那时是深秋，窗外的风裹着工厂排气扇的嗡鸣，吹得窗帘哗啦响，他的声音很轻，却像石头一样沉，砸在寂静的夜里。

阿明说，这诗是他来广东的火车上听邻座的人哼的，就是这八个字，一下子就抓住了他。那年他刚满十八岁，揣着家里凑的五百块钱，背着一个装着两件换洗衣服的蛇皮袋，从凯里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广州。出火车站时，阳光晃得他睁不开眼，到处都是人，操着他听不懂的粤语，行李箱轮子的咕噜声、汽车喇叭声、招工牌的吆喝声混在一起，他站在广场中央，突然觉得自己像一粒被风吹来的尘埃，两手空空，连方向都找不到。

后来我们一起进了同一家工厂，流水线的日子像拧螺丝一样机械。每天早上七点半打卡，晚上十点半下班，手指在零件上重复同一个动作，直到发麻。有一次加班到凌晨一点，我们蹲在工厂门口吃炒粉，阿明又念起那首诗：“流水线的灯，亮过家乡的月亮/工资条上的数字，薄得像一张纸/寄给家里的钱，是我唯一的体面…” 炒粉的热气模糊了他的脸，我看见他眼睛里有光在闪，不知道是灯光还是眼泪。

那首诗没有名字，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却在工友之间悄悄流传。有人把它抄在烟盒纸上，有人记在手机备忘录里，有人在想家的时候低声哼几句。它不像别的诗那样讲究押韵，字句直白得像白开水，却喝出了咸涩的味道——是汗水的咸，是乡愁的涩，是努力了很久却还是赶不上房租涨幅的奈。

有一次我在公交车上，看见一个穿工装的中年男人，手里攥着皱巴巴的工资单，嘴里默念着“两手空空，来到广东”，声音很小，却很清晰。车窗外的高楼一闪而过，玻璃反射着他疲惫的脸，他突然抬头，望向远方，眼里是我熟悉的茫然和倔强。

我不知道那首诗到底藏着多少人的心事，或许是阿明寄钱回家时在电话里对母亲说“我很好”的谎话，或许是加班时偷偷抹掉的眼泪，或许是每个清晨挤在公交里望向城市天际线时的那一点点期盼。它就像一个秘密的暗号，只要有人念出那八个字，就能瞬间找到同类，然后在沉默里交换彼此的故事。

风又吹来了，从珠江边吹到工厂的车间，吹过我们这群两手空空来到广东的人。那首诗的句子，还在某个角落轻轻回荡着，像我们从未说出口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