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先后，达者为师”源于韩愈《师说》的思想内核。唐代古文运动中，韩愈在《师说》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打破魏晋以来门阀世族对知识传承的垄断，将为师标准从身份等级转向学识修养。文中“是故贵贱，长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的论述，直接奠定了“达者为师”的理论基石——学问面前没有年龄、资历的界限，谁掌握了真理，谁就能成为老师。
韩愈在《师说》中针对时人“耻学于师”的弊病，以孔子为例阐释师道本质。孔子曾向郯子问官制、向苌弘学音乐、向师襄学弹琴、向老聃问礼，这些事例印证了“学常师”的古训。韩愈借此：真正的求学应当破除对年长者的盲目崇拜，以“闻道”先后为准则，正如他所言“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点明知识积累的阶段性与专业性，为“达者为师”提供了逻辑支撑。
这种打破身份桎梏的教育理念，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提倡“各因其材”的教学方法，陆九渊主张“学苟知本，六经皆我脚”，都是对“达者为师”精神的延续。明代王阳明更以“知行合一”理念，将“达”的标准从单纯的知识掌握拓展到实践层面，使这一思想更具现实指导意义。
从韩愈著文驳斥“士大夫之族”的门第偏见，到明清书院中“执经问难”的教学场景，“学先后，达者为师”的观念逐渐渗透到中国传统教育的血液中。它超越了具体的师生关系，成为一种开放的学术态度——在知识的长河里，每个人都可以是学习者，也都可能成为他人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