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年轻人想逃离富士康
凌晨五点半，闹钟还没响，王晨已经坐起身。套上蓝灰色工服时，他盯着墙上的电子钟——距离车间开工还有四十分钟，但从宿舍到厂区的路要走十五分钟，排队打卡要十分钟，留给吃早饭的时间只剩十五分钟。他抓了两个冷馒头塞进兜里，和同住的室友一起挤进厂区通勤车，塑料座椅上还残留着上一班工人的体温。车间里的灯永远亮得刺眼。王晨的工位在流水线中段，负责给手机主板拧螺丝，每天重复同样的动作：左手取板，右手握电批，对准螺孔，按下开关，“咔哒”一声，再把板子推给下一个人。这个动作，他一天要做三千五百次。流水线的速度由机器设定，没人敢慢下来——身后的计数屏幕实时跳着数，小组长的皮鞋声在车间里来回响，“快点！再快点！”
中午十二点，车间广播提示吃饭时间到。三十分钟里，王晨要跑出车间、打饭、吃，再跑回来。食堂的菜永远是水煮白菜和肥肉片，米饭硬得硌牙。他匆匆扒拉几口，坐在车间外的台阶上抽烟，旁边几个年轻人也沉默着，烟雾缭绕里，没人说话。下午六点本该下班，但组长在例会里说，“订单紧，今晚加两小时班”。加班费按小时算，一小时十七块，但王晨算了算，加上通勤和吃饭时间，这天他在厂区待了整整十四小时。
宿舍是八人间，上下铺挤得像鸽子笼。下班后想给家里打个电话，信号时断时续，走廊里永远有人在打游戏，键盘声和骂骂咧咧的声音吵到半夜。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手指还在意识地模拟拧螺丝的动作。来之前，他以为能存点钱，学点技术，可几个月过去，除了熟练到麻木的重复动作，他什么也没学到。
车间里的年轻人换得很快。上个月邻工位的小刘，干了三个月就走了，据说去送外卖了，“虽然累，但想歇就歇，不用听人天天盯着骂”。王晨有时刷短视频，看到同龄人摆摊卖小吃、做直播，即便挣得不多，脸上也有笑容。而他在这里，像流水线上的零件，被设定好程序，每天重复，看不到头。
发工资那天，王晨去了趟银行，扣除社保和罚款——工牌没戴好罚了五十，迟到两分钟罚了一百——到手三千八百块。他站在ATM机前，看着屏幕上的数，突然觉得手里的工资条像一块冰冷的铁。当晚，他收拾好行李，跟室友说“不干了”，室友没惊讶，只说“路上小心”。
第二天凌晨，王晨没再听到闹钟。他背着包走出厂区，天刚蒙蒙亮，早班的工人正涌进来，蓝灰色的工服像潮水。他回头看了一眼“富士康科技集团”的牌子，转身走向公交站。车来了，他迈上台阶，阳光透过车窗照在脸上，第一次觉得，即使前路未知，也好过被困在重复的齿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