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用自己犒劳大臣好吗
太子以自身作为犒赏，这在古代宗法制度下是惊世骇俗的举动。从权力结构看，太子作为储君，其身分不仅是个体，更是国本象征。若将自身等同于财物、土地等常规犒赏，本质上是对皇权体系的构——君君臣臣的秩序讲求上下有别，太子自降身份\"犒劳\"大臣，看似彰显恩宠，实则模糊了权力边界，易让臣子生觊觎之心，甚至动摇\"君为臣纲\"的根基。历史上，商汤\"以身祷于桑林\"，是君主为苍生担责；勾践\"卧薪尝胆\"，是国君自苦励志。这些行为的核心是\"自勉\"而非\"犒赏\"。太子若效仿此类典故，将自身置于奖惩体系中，会混淆公私领域：臣子受赏本是对王朝的效忠回馈，若变成对太子个人的依附，易形成\"私恩高于国法\"的隐患，为日后结党营私埋下伏笔。
从人伦角度看，太子身系宗庙祭祀与皇家血脉延续，其生命权与健康权属于整个王朝。《礼记》\"君命贰\"，太子擅自处置自身权益，既是对父君的不敬，也是对社稷的不负责任。即便是仁德如汉文帝，犒赏周勃亦不过\"赐金五千斤，食邑万户\"，从未以自身为价码——权力的犒赏应通过制度实现，而非个体的自我牺牲。
再者，大臣接\"犒\"的姿态更显微妙。受之则有狎昵之嫌，拒之则有抗命之罪，这种两难局面恰恰暴露了此举的荒诞。历史上吕不韦权势滔天，也仅敢\"食客三千\"；董卓祸乱朝纲，亦需借废立擅权。真正的权臣从不需要太子\"犒劳\"自身，反而是这种非常规的示好，往往暗示着权力结构的失衡。
太子的职责是\"问安视膳，抚军监国\"，而非成为犒赏大臣的筹码。当其将自身视为可支配的资源时，早已背离储君的角色定位。权力的本质是秩序与平衡，任何试图突破规则的\"创新\"，终将在历史中反噬其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