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出方舱后，缘何被困上海电话亭数日？
暮色中的上海街头，红色电话亭的玻璃蒙着一层灰。32岁的李娟化名蜷缩在不足两平方米的空间里，膝盖抵着胸口，手机屏幕在黑暗中映出她苍白的脸。三天前，她拿着方舱医院的除隔离证明走出舱门，却在自家小区门口被拦下。物业说按规定需要居委会开具接收证明，居委会说必须先联系街道，街道的电话始终人接听。电话亭成了临时避难所。白天她坐在台阶上晒太阳，看着外卖小哥骑着电瓶车掠过空荡的街道；晚上缩进亭内，用捡来的硬纸板铺在地上。起初还能靠方舱发的面包充饥，后来只能接雨水润喉咙。有次她试着向过路的环卫工求助，对方摇着头递来半瓶矿泉水，匆匆走开。
她的行李只有一个双肩包，装着换洗衣物和隔离证明。证明上的红色印章在反复翻看后有些模糊，如同她此刻的处境。手机电量始终维持在10%以下，每一次亮起都是希望，每一次暗下去都加重绝望。她不敢打电话给老家的父母，怕他们担心；打给社区的电话永远在忙线中，听筒里机械的提示音像钝刀子割肉。
第四天清晨，环卫工人发现她时，她正靠着玻璃昏睡，头发黏在汗湿的额头上。急救人员赶来时，她怀里还紧紧攥着那张皱巴巴的除隔离证明。救护车的鸣笛声划破街道的宁静，阳光透过电话亭的玻璃，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
电话亭的门还开着，风卷着一张枯叶飘进去，落在她坐过的台阶上。街道依旧空旷，只有那道红色的玻璃幕墙，在晨光里映出城市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