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风光，那时的我们
录音机里的磁带沙沙转着，八十年代的旋律漫过窗棂：“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彼时的少年趴在课桌上，铅笔在笔记本上画下歪歪扭扭的山和水，旁边写着：“二十年后，要和小明、阿芳在这里钓鱼。”窗外的白杨树叶哗啦啦响，像是在应和这稚气的约定。歌词里的“那时的山，那时的水”，在少年心里是具体的——是老家屋后那片总也爬不到顶的山，是村口那条夏天能摸到小鱼的河。他不知道二十年后山会变成什么样，水会不会更清，只觉得“那时风光一定很美”这句话，像一颗糖，含在嘴里都是甜的。后来他离开家，去远方读书，行李箱里塞着那本画满山水的笔记本，还有一盘翻录的磁带。
再听这首歌是在工地上。安全帽下的脸沾着灰，手机里的旋律有些走调，却突然让他红了眼眶。“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原来“那时”不是一个模糊的未来，是脚手架上攀爬的日夜，是图纸上改了又改的线条，是给家人打电话时说“一切都好”的沙哑。他想起笔记本里的约定，小明成了工程师，阿芳在南方教书，而他正参与修一座桥，桥下的河水，会流到他们当年钓鱼的那条河吗？
去年同学聚会，有人带了那盘老磁带。当“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的调子响起，三十多个人突然安静下来。当年的少年鬓角有了霜色，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各自的故事：有人守着山村小学三十年，有人在实验室里熬白了头，有人把小作坊做成了响当当的品牌。谁是英雄？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不过是在各自的轨道上，把“八十年代新一辈”的誓言，走成了脚下的路。
分别时有人提议：“再过二十年，还在这里聚。”大家笑着应和，像当年在教室里一样。晚风掠过街巷，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恍惚间又听见那句“那时的山，那时的水”。山或许更绿了，水或许更清了，而我们，会带着二十年的风尘，笑着说：“看，我们真的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