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印度感染新冠后的自救经历
来印度工作三年，我习惯了新德里的季风和街头香料混合的气味。2021年4月，第二波疫情在印度爆发时，我以为谨慎如我，不会被病毒盯上。那天下午我去本地市场买蔬菜，戴了双层口罩，却在挑土豆时被一个没戴口罩的摊主咳嗽了一声。当时没在意，只下意识后退了两步。三天后，喉咙像被砂纸磨过，低烧开始爬上额头。我自测抗原，两条红杠刺得眼睛生疼。
隔离在租住的公寓里，窗外是恒河平原的热风，室内却冷得像冰窖。退烧药很快吃，线上问诊的印度医生只会说“多喝热水”。我翻出之前备下的连花清瘟，每天三次按时吃，又托华人朋友闪送了血氧仪和制氧机。血氧跌到93时，我把制氧机流量开到最大，管子插在鼻孔里，感觉氧气像冰凉的针往肺里扎。
最难受的那几天，我几乎下不了床。强迫自己喝电质水，用微波炉加热房东留下的馕饼。夜里咳得撕心裂肺，就坐在窗边看远处贫民窟的灯火，想着要是能回国就好了。有次意识模糊中摸到手边的手机，看到母亲发来的微信：“囡囡意安全”，眼泪突然砸在被子上。
第十天，体温终于降到37度以下。我扶着墙走到窗边，看见楼下的菩提树抽出新芽。抗原检测的第二条杠淡得几乎看不见，阳光透过纱窗照在地板上，尘埃在光柱里跳舞。打开微信，华人互助群里又有人在分享买药渠道，我默默转发了一条，想起那碗没喝的姜汤。
现在回想，或许是市场那个瞬间的疏忽，或许是通勤地铁上没站稳时扶了扶手。病毒藏在握手的温度里，躲在没消毒的纸币上，像德里街头的神猴，在你放松警惕时突然跳出来。但比起感染的原因，更重要的是那些在高烧中数着血氧数字的夜晚，是朋友隔着门板放下的药品，是母亲跨越时差的牵挂。这些碎片拼起来，构成了我在异国战胜病毒的全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