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句话，是现代学者胡适对治学方法的提炼，也清晰标着它的源头——这八个，来自胡适对传统与现代学术智慧的熔铸。
胡适的学术思考，始终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桥。他早年留学美国，受杜威实验主义影响，深知“假设”是科学探索的起点；归国后沉潜清代朴学典籍，又看见戴震、钱大昕们“征不信”的严谨。在他看来，清代学者的考据功夫是根基，但往往困在旧里不敢突破——许多人有“小心求证”的耐心，却少了“大胆假设”的勇气。于是他把两者揉合，说出了这八个。
1921年，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第一次将这八个作为治学纲领。他说清代学者的“归纳法”是基础，但“归纳的结果必须提出假设的通则，再用演绎法证明”——“假设”是方向，“求证”是路径。比如戴震考证《尚书·尧典》的“光被四表”，质疑“光”是“广”的误写，其实已经用了假设，只是没明说；胡适把它点破：没有“光可能是广”的假设，戴震就不会去查《说文》《尔雅》，不会对比文献用法，更不会得出结论。
胡适自己就是这句话的践行者。他考证《红楼梦》时，先提“自叙传”的大胆假设——认为小说是曹雪芹的生平写照。这在当时是突破：此前人们多把《红楼梦》当言情或政治隐喻，没人敢把作者和主角画等号。但胡适接着“小心求证”：查《清史稿·曹寅传》，确认曹雪芹祖父是江宁织造；找甲戌本、庚辰本的脂砚斋批语，看“作者历叙平生”的批；甚至跑到北京西山找曹雪芹故居。一步步下来，“自叙传”的假设被证据支撑，成了红学的重要结论。这正是“大胆”与“小心”的平衡：假设是开路的刀，求证是铺路的砖。
在胡适那里，“大胆假设”不是妄断，是基于知识的合理猜想；“小心求证”不是守旧，是用证据检验假设的严谨。这八个里，有清代朴学的踏实，有西方科学的灵动，更有他对学术的理：治学不是守旧，也不是瞎猜，是“胆”与“心”的平衡。
从红学考证到中国哲学史研究，胡适的每一步都带着这八个的印记。当人们说起“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想起的不只是方法，更是胡适——那个穿长衫、说国语，试图让传统学术接上现代科学的学者。这句话的源头，始终系在他身上，成了他学术思想的浓缩，也成了现代学术方法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