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他在村口小学代课，土坯房漏雨，他就用塑料布盖着讲台；学生交不起学费，他把工资悄悄塞进孩子们的书包。有人说他傻，他只是笑着摇头：“念书是正经事。”后来学校合并，他被调去镇中学，背着一麻袋旧书走了三十里山路，书里夹着学生送的野花标本，已经压得平整。
去年冬天他病倒了，躺在病床上还在改作业。年轻人劝他休息，他固执地翻出红笔：“这些孩子的字写错了笔画，得指出来。”弥留之际，他拉着前来探望的校长，枯瘦的手指攥着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他教过的第一届学生，三十多个孩子挤在土操场，身后是他亲手栽的白杨树。照片背面歪歪扭扭写着：“先生，谢谢您。”
出殡那天，全村人都来了。当年的野孩子如今成了医生、教师、工程师，他们自发站成两排，恭恭敬敬地鞠躬。有人轻声问：“该怎么称呼他？”队伍里传来整齐的回应：“叫先生。” 风穿过白杨树，叶子沙沙作响，像极了他当年讲课的声音。先生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事迹，只在数个清晨和黄昏里，把“人”字的撇捺教得笔直。这就够了，他用一生告诉我们：有些名字，不是头衔，而是心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