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亚博夫起初愤怒又困惑。他有自己的办公室、印章，甚至有“独特”的习惯：每天下午三点喝不加糖的茶。他坚信自己与另一个“里亚博夫”截然不同。可当他刻意观察那个同名的同事，却发现对方也在三点喝茶，也用相同的句式批复公文，甚至连咳嗽的频率都如出一辙。他猛然惊觉，自己与另一个里亚博夫的区别，或许只存在于姓名册的编号里。
体制如何成这场“合二而一”的魔术？答案藏在日复一日的规训里。公文的格式要标准化，言谈的腔调要程式化，连情绪都要调成“得体”的刻度。里亚博夫曾以为自己的茶瘾是个性，却不知这不过是体制允许的、害的“差异装饰”。就像车间里的螺丝，允许有微小的锈迹，却绝不能改变螺纹的规格。体制的齿轮碾压过个性的褶皱，所有人都成了可以替换的零件。
匿名信的作者是谁？或许是某个觉醒的“里亚博夫”，或许是体制本身的自嘲。当里亚博夫在镜子前审视自己，看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一群穿着相同制服、说着相同套话的影子。“合二而一”的答案，从来不是两个人的融合，而是数个体在体制中失去姓名、失去棱角，最终融为一个模糊的“我们”。
小说的，里亚博夫将匿名信锁进抽屉，继续喝他的糖茶。他没有反抗，因为反抗需要先承认“我”的存在，而他已经忘记“我”是谁。这或许就是契诃夫留下的答案：当体制成功将“我”转化为“我们”，最彻底的异化，是连反抗的欲望都成了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