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生活在战国中后期，与墨子、孟子等思想家处于同一时代。当时社会动荡，诸子百家争鸣，墨子提出“兼爱”“非攻”，主张牺牲个体利益以利天下；儒家倡导“仁政”，道德教化与社会责任。而杨朱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为我”思想——他认为个体的生命与利益至高上，反对以任何形式牺牲个人去迎合集体或他人。
这一思想的经典出处，见于《列子·杨朱》篇中一段著名对话。墨子的弟子禽滑厘问杨朱：“如果拔你身上一根毫毛，能让天下人得利，你愿意吗？”杨朱回答：“天下人的利益，岂是一根毫毛能换来的？”禽滑厘追问：“假如能呢？”杨朱沉默不答。事后，杨朱的弟子孟孙阳释：“若人人都不拔一毛，人人都不损天下，天下自然安宁。若强迫拔一毛以利天下，便是将天下利益凌驾于个体之上，这种‘利’本质是对个体的剥削。”杨朱的“一毛不拔”，并非吝啬，而是对个体独立与尊严的极致捍卫。
后世对杨朱的误，多源于孟子的批判。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直言：“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种评价将杨朱的思想简化为“极端自私”，使其“一毛不拔”的形象深入人心。但实际上，杨朱的“为我”并非不顾他人，而是反对“以天下之利”为名的道德绑架——他认为，只有每个人都守住自己的“一毛”，不被外力掠夺，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人自治”。
从思想本质来看，杨朱的“一毛不拔”是中国古代罕见的个体主义萌芽。他不否认道德与社会责任，却拒绝用个体的牺牲去填充所谓的“集体大义”。这种思想在重视集体伦理的传统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却在千年后的今天，为人们思考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提供了独特视角——“一毛不拔”的背后，是对“每个人都是目的而非手段”的深刻坚守。
因此，“一毛不拔大师”不是吝啬鬼的代名词，而是战国思想家杨朱的特有标签。他以“不拔一毛”为喻，提出了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的个体权利观，其思想虽被后世误读，却始终闪耀着对人性与自由的独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