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根的出场，正值东吴政权更迭的动荡时刻。吴景帝孙休去世后，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因太子年幼，迎立乌程侯孙皓为帝。孙皓初即位时曾有贤明之举，但很快便暴露残暴本性，大兴土木、滥杀辜，更计划将都城从建业今南京迁往武昌今湖北鄂州。
当时的武昌，虽为长江中游重镇，却“土地险瘠，非王者之都”。范根以卑微的官奴身份，竟冒死上书劝谏，直陈迁都之弊：武昌地势险要却物产匮乏，若强行迁都，百姓需从建业逆流运输粮草物资，劳役繁重必生怨怼。他警告孙皓：“民力凋敝，恐生祸乱。”
然而，刚愎自用的孙皓并未采纳范根的谏言，执意于元兴元年264年迁都武昌。果如范根所料，迁都后东吴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长江沿岸的劳役让数家庭倾家荡产。民间很快流传起一首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 这首童谣道出了百姓对迁都的强烈不满，也印证了范根的远见。
仅仅一年后，在朝野上下的压力下，孙皓被迫迁回建业。而范根的名，也随着这段短暂却影响深远的历史，被载入《三国志·孙皓传》引的《江表传》中。他没有显赫的地位，没有过人的谋略，却以身份低微者的清醒与勇气，窥见了政权兴衰的关键——民心向背。
范根的存在，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东吴末年统治者的昏聩与底层民众的智慧。他用一次微不足道的谏言，在三国的尾声里，留下了一个关于“小人物改变历史轨迹”的隐秘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