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的画从不是达官贵人的摆设。他画胡同里的吆喝声、墙根下的野狗、冬夜里卖烤白薯的老汉，每一笔都带着北平的尘土气，却比金箔贴成的山水更有温度。他不懂什么“印象派”“野兽派”，只知道把眼里的真实铺在画布上。有回邻居张大婶送他一碗热汤面，他转头就画了幅《热汤面》，笔触抖得厉害，却让看画的人鼻尖发酸——那碗里腾起的热气，分明是穷人日子里仅有的暖。
可是艺术喂不饱肚子。房租每月十五号准时光临，像把钝刀子割着他本就稀薄的口粮。他开始接“行活”：给戏班画脸谱，给商号画广告牌，甚至给棺材铺画“二十四孝”。颜料还是那些颜料，画布却像蒙了层灰，连他自己都觉得画里的人在流泪。有天夜里，他对着一幅没卖出去的《拾煤核的孩子》发呆，忽然把画撕了——那孩子冻红的脸蛋，多像当年在寒风里啃干窝头的自己。
剧团的名角“白牡丹”成了他生命里的意外。她看中兔子画里的“土气”，说比那些学院派的“雅”更动人。她请他画戏装，画海报，甚至让他画自己的肖像。兔子的画忽然有了光彩，白牡丹的凤眼在他笔下活过来，带着脂粉香，也带着戏台上的悲喜。他以为日子有了转机，却不知北平的风比颜料更冷。白牡丹红了，追捧她的人嫌兔子“上不了台面”，说他的画“寒酸”。剧团老板塞给他一卷钱，让他“以后别来了”。
兔子又回到了七平米的画室。他把白牡丹的肖像挂在墙上，画了又改，改了又画，直到那双眼失去了神采，变成他刚到北平那年，在火车站看到的、茫然望着天的自己。冬天来得早，他没钱买煤，蜷缩在画架旁，怀里抱着那卷没送出去的钱。画布上的煤核堆得老高，却暖不了他冻僵的手指。
后来人们说，兔子是冻死的，怀里还紧紧攥着半支秃笔。他没留下什么名作，只有些被扔在床底下的画稿，上面有北平的雪，北平的风，还有一个小人物用生命焐热的、卑微又倔强的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