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弹唱的日子更难。他在地铁口、天桥上支起谱架，唱自己写的《故乡的云》《妈妈的话》，路人大多行色匆匆，偶尔有人停下来，往琴盒里扔几枚硬币，却没人问“这是什么歌”。有次一个年轻女孩听说“挺好听的”，他刚想道谢，女孩却补了句：“但记不住，没网红歌抓耳。”琴盒里的硬币加起来，有时连当天的饭钱都不够。
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开。最初和他合租的老乡，熬了一年就回了老家，临走前劝他：“琪子，北京不是咱们待的地方，回去考个公务员多稳当。”曾一起写歌的乐手，找到酒吧驻唱的活，渐渐嫌他“没名气，拖累演出”，后来也断了联系。父母打电话来，声音里总带着小心翼翼：“要是太累就回家，家里给你找了份汽修的活。”他对着电话笑：“妈，快了，我马上就火了。”挂了电话，却在地下室哭了一整夜。 但他没把吉他卖掉。深夜对着镜子弹唱，歌词改了几十遍，“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这句，他唱到嗓子哑了，又灌下一大杯冷水继续。小酒吧老板看他可怜，偶尔让他上台唱半小时，台下零星坐着几个喝闷酒的人，没人鼓掌，但他还是鞠躬说“谢谢”。有次演出，一个大叔走过来拍他肩膀：“小伙子，你唱歌的时候，眼睛里有光。”那天晚上，他把这句写进了日记。那些“没被认可”的日子，像北京漫长的冬天，没有尽头。他不知道自己写的歌什么时候能被听见，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儿，只知道每天睁开眼，还能摸到那把旧吉他，还能对着墙壁唱自己的歌。多年后，当《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传遍大街小巷，有人问他最难的日子是什么样，他只是笑笑：“就是每天都觉得，明天可能就撑不下去了，但第二天还是爬起来，接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