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为何会在19世纪末的中国骤然兴起？
戊戌变法的骤然兴起，是19世纪末中国内外危机交织下的必然产物，是救亡图存与制度变革诉求共同推动的结果。19世纪末，民族危机的空前加深是变法最直接的导火索。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二亿两白银、开放通商口岸并允许日本设厂。这一条约不仅使中国领土主权进一步沦丧，更引发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租借胶州湾，俄国占据旅顺大连，英国强租九龙新界与威海卫，法国夺取广州湾……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救亡图存成为时代最强音。
洋务运动的破产暴露了旧有改革路径的局限。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指导，办军工、兴民用、建海军三十年，却在甲午一战中彻底失败，证明单纯器物层面的改良法决封建制度的根本弊端。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必须从政治制度层面进行变革，才能挽救危局。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为变法提供了经济与阶级基础。甲午战后，清政府放宽民间设厂限制，加上实业救国思潮推动，民族工业数量和规模增长，新兴资产阶级力量壮大。他们迫切希望摆脱封建束缚，获得政治权利，通过变法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
思想启蒙运动为变法做好了舆论准备。严复翻译《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唤醒国人危机意识；康梁等人通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托古改制，将西方君主立宪思想与儒家经典结合，减少变法阻力；他们创办《时务报》《国闻报》，组织强学会、保国会，广泛传播维新思想，凝聚改革力量。
正是这些因素的交织，让戊戌变法在1898年应运而生，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突破封建桎梏的重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