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究竟传递了怎样的时代呐喊？
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问世，以滚烫的文、决绝的姿态，发出了清末中国最震撼人心的革命呼号。这篇不足两万的檄文，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时代重量？
《革命军》开篇便以“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的呐喊破题，将革命定义为民族存续的唯一选择。痛陈清政府的双重罪恶：对外，它是列强的“傀儡”，签订《南京条约》《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国土与民众推向深渊；对内，它是民众的“枷锁”，以专制皇权压迫汉人与其他民族，剥夺基本权利，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牢笼。邹容用犀利的笔触撕开清政府的虚伪面具，指出唯有推翻这个腐朽政权，才能拯救中国于水火。
的核心是构建“中华共和国”的蓝图。邹容援引天赋人权学说，主张“人人平等，贵贱之分”，提出废除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民众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政府由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这些主张打破了封建思想的桎梏，为迷茫的国人描绘出一个崭新的国家模样——不再有皇帝，不再有压迫，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
更重要的是，《革命军》是写给每一个普通人的召唤。它呼吁“四万万同胞”挣脱“奴隶”的身份，“振臂一呼”加入革命行列。文中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将革命的必要性传递给街头巷尾的民众：“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这种平等而迫切的召唤，让革命从知识分子的书斋走向市井乡间，点燃了数青年的热血。
《革命军》的呐喊，像一道闪电划破黑暗的夜空。它唤醒了沉睡的民众，推动了革命思潮的高涨，成为辛亥革命爆发前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之一。孙中山曾评价它“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而鲁迅也说它“是振聋发聩的”。直到今天，重读，仍能感受到那份穿越百年的力量——它传递的，是对民族独立的渴望，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更是一个古老民族不甘沉沦、奋起反抗的时代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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