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隶校尉与刺史，汉代监察体系里的“内外之剑”为何不一样？
汉元帝时，丞相孔光的车马从驰道中门驶出——这是只有皇帝才能走的禁路。司隶校尉鲍宣闻讯赶来，当场喝令停车，没收丞相属官的印绶，还上疏弹劾孔光“失礼不敬”。同一时期，冀州刺史朱博巡察到清河郡，发现郡守赵玄私吞赈灾粮，直接将他锁拿进京，连地方豪强依附的“门客”都没放过。同样是“举劾不法”，鲍宣敢查当朝丞相，朱博只盯地方郡守；鲍宣带着属官就能拦丞相车，朱博得“乘传周行”才敢查郡国——司隶校尉与刺史的差别，从这些细节里漏得明明白白。
最核心的分界是“地盘”。司隶校尉管的是“京畿六郡”：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加弘农郡，这是帝国的政治心脏区，连长安、洛阳两大都城都在其辖区内。更关键的是，他的监察范围不仅是京畿地方官，还有中央的公卿、列侯甚至皇亲国戚——比如汉成帝时，司隶校尉王尊弹劾“五侯”外戚王氏兄弟“奢侈逾制”，连皇帝的舅舅都敢碰。而刺史的“地盘”是全国十三州部，每个刺史管一个州，比如幽州刺史盯东北诸郡，益州刺史看西南夷地，他们的眼睛只盯着地方：郡守有没有贪污，豪强有没有兼并土地，县令有没有枉法裁判。用汉代人的话说，司隶校尉是“近臣察近官”，刺史是“远臣监远吏”。
权力的“分量”也不一样。司隶校尉有“持节”之权——这是皇帝赐予的“代行皇权”象征，不仅能逮捕官员，还能调动直属的“司隶兵”。汉平帝时，司隶校尉王莽没错，就是后来的新朝皇帝带着兵镇压京畿叛乱，直接率军包围叛将府邸；东汉末年，司隶校尉袁绍甚至能与大将军何进一起谋划诛杀宦官，靠的就是手里有兵。而刺史最初连固定治所都没有，只能“乘传公家马车周行郡国”，每到一处就找招待所住，查就走——《汉官典职》说刺史“适所治”，连办公地点都不固定，更别说带兵了。直到东汉后期刺史逐渐“地方化”，才慢慢有了兵权，但那已是偏离了最初的设计。
连“盯着谁”都不一样。司隶校尉的“靶子”是“中央权力的越界”：丞相有没有违规用驰道，大将军有没有私养甲士，列侯有没有逾制建宅。而刺史的“靶子”是“地方秩序的崩坏”：豪强有没有兼并田亩，郡守有没有搜刮民财，县令有没有草菅人命——汉武帝定的“六条问事”，第一条就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直接针对地方势力的膨胀。
汉哀帝时，司隶校尉鲍宣因弹劾外戚傅晏被下狱，数百名太学生举着横幅堵在皇宫门口，喊着“鲍司隶死，天下怨”——司隶校尉的存在，是京城官员头上的“紧箍咒”，连皇帝都得顾忌三分。而刺史朱博做冀州刺史时，刚到州界就有数百名百姓拦路告状，他一天内处理30多件案子，地方豪强闻讯“皆免冠谢罪”——刺史的威慑力，是扎在地方贪官豪强心里的“刺”。
说到底，司隶校尉是汉武帝插在京城的“内剑”，既要守着帝国心脏的秩序，还要制衡中央权臣的妄为；刺史是他派往地方的“外剑”，既要盯着郡守的不法，还要抑制豪强的坐大。一把剑斩向“中央的越界”，一把剑砍向“地方的失控”——汉代监察体系的智慧，就在这“内外有别”里。
司隶校尉与刺史，从来不是“上下级”，而是“内外线”：一个守着皇宫门口的驰道，一个盯着冀州乡下的田亩；一个敢拔丞相的印绶，一个能免郡守的官职。它们像两把不同的钥匙，分别锁着汉代政治的“内忧”与“外患”——这就是两者最本质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