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大学是什么？为什么它总被人提起？
在东北的黑土地上，从来没有一所挂着“北大荒大学”牌子的高校——没有校门，没有教室，没有课表，甚至没有“老师”的聘书。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一代又一代人提起它，总说“那是我上过最苦也最有用的大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几十万知青背着铺盖卷涌进北大荒。这里没有课本，却有比课本更厚的土地：春天的风裹着雪粒，他们跟着老农垦学扶犁，手掌磨出的血泡粘在犁把上，连指甲盖都翻了边；夏天的太阳烤得地面冒油，他们蹲在地里分辨稗子和稻苗，腰弯得像张弓，汗水滴在泥土里“滋滋”响；秋天的霜打在穗子上，他们连夜抢收麦子，困了就裹着大衣在麦堆上打个盹，醒了接着挥镰刀；冬天的雪没过大腿根，他们要挖排水沟、修水库，棉裤冻成硬壳，敲一敲能发出“当当”的响。这些不是“课外活动”，是“北大荒大学”的“必修课”。
“老师”是谁？是扛着锄头种了一辈子地的老把式，是会修拖拉机的退伍军人，是读过高中、能教大家算土方量的知青同伴。窝棚里的煤油灯底下，老农垦捏着一根稗子说：“这玩意儿跟稻苗像，但根须细，抢肥抢水，得连根拔；”仓库里的工具堆旁，当过机修工的知青蹲在地上，把拆了的柴油机零件摆成一排：“这是活塞，这是曲轴，要是转不动，先看看是不是进了泥；”甚至连当地的老太太都会凑过来，塞给知青一把晒干的艾蒿：“夜里钻被窝前，用这个搓搓脚，防冻疮。”没有讲台，没有教案，所有的“课”都藏在日子里，藏在泥土里，藏在熬过来的每一次难里。
“毕业考试”更实在：能不能在暴风雪里把晒在场上的粮食抢进仓库？能不能用一把锄头把三亩地的草除干净？能不能在连里的猪圈里养出百斤重的肥猪？没有人发毕业证，但每个从北大荒走出来的人，脸上都带着晒成酱色的“校徽”，手掌上都有磨成硬茧的“文凭”——那是能扛事的肩膀，是能吃苦的韧性，是见了泥土就觉得亲的热乎气儿。有个知青后来成了企业家，他说：“当年在北大荒，我跟着老农垦学种麦子，他说‘种地不能急，得等雨来，得等太阳晒，得等麦子自己往土里扎根’——现在我做企业，还是这句话，急不得，得沉下心，得跟土地一样实诚。”
所以“北大荒大学”从来不是一所学校，它是一代知青用青春熬出来的“人生课堂”。它没有围墙，却把“艰苦奋斗”“私奉献”“勇于开拓”的种子，种进了每一个走过北大荒的人的心里。现在有人提起“北大荒大学”，不是说要回到过去的苦日子，是说要记得那种“咬着牙往前冲”的劲头，记得那种“把根扎进泥土里”的踏实，记得那种“为了大伙的事能拼上命”的热乎气儿。
它是刻在黑土地上的精神坐标，是藏在岁月里的“活课本”——不是用来念的，是用来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