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的响马是怎么来的？
老辈人蹲在墙根晒着太阳，抽着旱烟袋说：“早年间山东道上的响马，骑的是快马，插的是红缨枪，劫道前先放一声响箭——‘嗖’的一下，商队就知道遇上主儿了。”可这响马到底是怎么冒出来的？倒不是山东人天生爱劫道，实在是地里的粮食、官府的税、道上的活计，凑成了不得不走的路。首先是“路”的事儿。山东这地方，卡在南北咽喉上——京杭大运河从济宁、临清穿过去，官道从济南、泰安通到北京，南来的丝绸、北去的粮食，都得打这儿过。商队一串一串的，骡马驮着银子，就像块肥肉搁在饿汉嘴边。明朝的时候，临清码头的商税比杭州还重，商人赚得盆满钵满，可路边的百姓呢？地里的庄稼被黄河冲了，官府的税还越收越狠，眼瞅着商队从门口过，能不眼红？有个叫“刘六刘七”的，本来是保定的农夫，逃荒到山东，见商队来来往往，干脆纠集了几十号没地的农民，在道上劫了几趟，竟得了不少银子——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好多走投路的人都跟着学，响马就慢慢成了气候。
再是“灾”的事儿。山东的黄河，就像个没栓住的野马，明清两朝决口上百次，每次决口都要淹几十个县。乾隆二十六年，黄河在曹州决口，菏泽、定陶的田地全成了汪洋，百姓抱着棺材板漂在水里，官府的赈粮却被贪官扣了大半。有个叫“王伦”的秀才，本来在村里教私塾，见乡亲们饿得吃树皮，就带着大家抢了县城的粮仓——后来官府派兵来剿，他干脆上了梁山，聚了几千人，专劫过往的官船和商队。老辈人说，那时候的响马，好多都是这样的：本来是种庄稼的汉子，遭了灾，没了活路，只能往山上跑，插个旗子“替天行道”，抢那些为富不仁的主儿。
还有“规矩”的事儿。山东人讲究个“义”，连响马都不例外。过去的响马，有“三不抢”：赶考的秀才不抢，遭灾的百姓不抢，办丧事的人家不抢。为啥？秀才是要考功名的，将来可能当清官；百姓已经够苦了，再抢就没人心了；丧事是沾着晦气的，抢了要遭报应。有个叫“张黑五”的响马头子，劫了个山西商队，搜出几百两银子，可一翻包袱，看见商队带了给母亲治病的药，立马把银子还了，还送了几两路费——这事儿传出去，好多百姓都偷偷给响马报信，说“今天有个贪官要过这儿”“明天有个粮商带了私盐”。你说，这样的响马，能不越聚越多吗？
说到底，山东的响马不是“生”出来的，是“逼”出来的——逼他们的是决口的黄河，是苛捐的税吏，是吃不上饭的日子。老辈人说，过去有个响马被抓了，临斩前喊了一嗓子：“我要是有二亩地，能种出粮食，谁愿意提着脑袋劫道？”这话听着扎心，可这不就是响马的根儿吗？
风刮过墙根的老槐树，抽旱烟的老人咳嗽了两声，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后来？后来黄河修了大堤，税也轻了，响马就慢慢没了——说到底，人求的不就是个能活着的日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