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宝昌的《大宅门》，为何难入乐家眼？
作为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经典，《大宅门》自播出便以“百草厅”的兴衰勾勒出清末民初医药世家的风云，而观众皆知，剧中“白家老号”的原型，正是同仁堂乐家。然而这部倾郭宝昌半生心血的作品，却始终未获乐家认可。其中的症结，恰在艺术创作与家族真实的碰撞里。
首先是人物形象的戏剧化与家族记忆的错位。郭宝昌笔下的白景琦，暴躁、顽劣，带着一股“混不吝”的江湖气，其原型乐家四爷乐镜宇，在乐家后人记忆里却是正经科举出身、执掌同仁堂时严谨持重的实业家。剧中为强化戏剧冲突，刻意放大了白景琦的叛逆——少年逛窑子、打断老师腿、与养母对骂，这些情节在乐家看来，与其说是“传奇”，不如说是对先祖的矮化。更让乐家介怀的是家族女性角色：二奶奶的“铁腕”被演绎成步步为营的算计，杨九红的妓女身份与家族斗争被限渲染，而真实的乐家女性多以温婉持家、辅佐家业闻名，这般“狗血化”的改编，自然难让家族接受。
其次是史实的艺术加工触痛了家族体面。同仁堂自康熙年间创立，两百余年以“修合人见，存心有天知”为训，最重声誉。但《大宅门》里，家族内部的倾轧几乎贯穿始终：大爷被冤入狱、三爷投机倒把、各房为争夺继承权明枪暗箭。乐家后人曾直言，真实的乐家虽有分支之别，却从未到“兄弟阋墙”的地步，剧中刻意制造的“宅斗”，本质是为了戏剧张力，却将百年老店的“团结”底色撕裂。更敏感的是对家族秘辛的“揭秘”——郭宝昌将幼年在乐家耳濡目染的琐事化为剧情，比如“白家”用秘方药行、与宫廷的利益纠葛，这些在乐家看来属于“家丑”，从未对外言说，却被以“艺术真实”之名公之于众，异于在体面的家族史上划开一道口子。
更深层的矛盾，藏在创作者与家族的复杂关系里。郭宝昌自幼被乐家收养，却因养母去世、与养祖母交恶，少年时便离开乐家。他曾坦言，《大宅门》的创作带着对“养母”的复杂情感——剧中白文氏的强势与欲，多少投射了他对养祖母的记忆。这种掺杂个人情绪的创作视角，在乐家看来难免“偏颇”。乐家后人曾评价：“他写的不是乐家，是他心里的乐家。”当艺术创作融入私人恩怨，家族自然难以认同这份“带着滤镜的真实”。
说到底，《大宅门》的争议，是艺术虚构与家族真实的永恒博弈。郭宝昌用戏剧的浓墨重彩书写传奇，乐家却守着百年沉淀的家族记忆。当“白家老号”的故事在荧屏上沸腾时，乐家看到的，或许只是一个被放大、被改写的“他者”——那不是他们的先祖，只是创作者笔下的一场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