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两次结合，究竟始于何时？
当我们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但要问这两次关键结合究竟始于何时、成于何处，答案就藏在那些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节点里。第一次结合，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血与火中蹚出来的。20世纪20年代，早期共产党人曾照搬苏俄“城市中心论”，却在大革命失败后陷入绝境。毛泽东走出了不同的路——1927年秋收起义受挫后，他带领部队转向农村，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论断。这不是突发的灵感，而是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洞察：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农村才是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到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第一次结合终于成。它决了“中国革命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让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书本上的教条，变成了指引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最终推翻“三座大山”的武器。
第二次结合，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闯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曾借鉴苏联模式，但很快发现照搬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人民的积极性被束缚，经济发展陷入僵化。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而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新回答：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要让“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从1992年南方谈话破除“姓资姓社”的争论，到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再到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第二次结合结出了果实。它决了“中国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的根本问题，让马克思主义接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地气，变成了让亿万中国人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钥匙。
两次结合，本质上都是“实事求是”的实践——第一次是把马克思主义装进“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筐，第二次是把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路。它们不是抽象的理论游戏，而是回答“中国怎么办”的具体答案：第一次回答的是“如何推翻压迫”，第二次回答的是“如何走向富强”。
当我们今天说起“结合”，其实说的就是“不迷信教条，只相信实践”。第一次结合让中国站了起来，第二次结合让中国富了起来，而今天正在进行的“第三次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让中国强了起来。但论时代如何变，“结合”的核心永远不变：马克思主义是“魂”，中国实际是“根”，只有扎根中国土壤的理论，才能长出改变中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