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就是力量》为何诞生在1943年的晋察冀?
1943年的华北平原,风里裹着硝烟的味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把“扫荡”的屠刀对准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片被称为“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正遭遇最残酷的考验:日伪军的“三光政策”烧了村庄,抢了粮食,埋了地道口;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断了药品和布匹,连盐都成了稀缺品。山岗上的树桩还留着火烧的焦痕,村里的土炕上躺着刚从战场上抬下来的伤员,妇女们坐在门槛上纳鞋底,针脚里藏着对前线亲人的牵挂,孩子们攥着红缨枪站在村口,眼睛盯着远处的土路上有没有陌生的脚印。
就在这样的冬天,晋察冀边区抗敌剧社的编剧牧虹和作曲家卢肃,背着铺盖卷住进了灵寿县陈庄的一个农家院。他们本来是要编一部话剧,叫《团结就是力量》,为即将到来的“减租减息”运动动员群众。可蹲在灶边和老乡聊天时,听着房东大娘说“俺家二小子跟着民兵端了鬼子的炮楼,全村人凑了二十个鸡蛋给他补身子”;跟着民兵队长去看地道,见着几个小伙子正把挖出来的土堆成伪装的田埂,说“这地道能通到村外的树林,鬼子来了咱能藏能打”;晚上参加群众大会,村干部举着拳头喊“咱们穷人要拧成一股绳,鬼子再狠也啃不动咱们的铁疙瘩”——这些话像火种,烧得他们心里发烫。
牧虹握着铅笔的手在笔记本上写得飞快,他想起白天看见的场景:村里的铁匠铺连夜打大刀,炉火烧红了半片天;妇女会的姐妹们把自己织的粗布缝成军衣,线头子都要收起来留着做鞋底;连私塾先生都把自己的老花镜捐出来,说“给通讯班的娃子用,能看清鬼子的信号弹”。卢肃则抱着手风琴坐在门槛上,听着风里传来的锄头碰撞声、孩子的嬉闹声,还有远处传来的军号声,忽然就哼出了一句旋律——不是抒情的,不是悲伤的,是像夯歌一样结实的调子,像敲在石磨上的夯锤,一下一下砸在人心上。
话剧公演那天,台下坐满了农民、民兵、伤员和孩子。当剧中的主人公举起拳头,唱出“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时,台下的群众忽然跟着唱了起来——不是跟着演员学,是跟着自己的心跳学。有人攥紧了手里的锄头,有人摸着胸前的伤疤,有人把怀里的孩子往怀里搂了搂,眼泪砸在孩子的头发上。散场后,几个民兵围着卢肃,说“同志,把这首歌教给我们吧,明天我们去拔鬼子的岗楼,就唱这个”;妇女会的会长捧着一双新鞋,说“俺们纳鞋底的时候唱这个,针脚都扎得更紧”。
后来有人问,为什么是1943年的晋察冀?为什么是这样一首“粗喉咙大嗓门”的歌?其实答案就在那些晒得黝黑的脸上,就在那些结着老茧的手里,就在那些藏在地道里的粮食和武器里——当一个民族被压迫到绝境时,最需要的不是眼泪,是能把所有人的心拴在一起的声音;当一群人要反抗侵略者时,最有力的武器不是刀枪,是“我们在一起”的信念。
风卷着歌声传遍了晋察冀的山山水水:在地道里,民兵们唱着它装填子弹;在田埂上,农民们唱着它翻土播种;在手术室里,医生护士唱着它给伤员包扎伤口;在行军路上,战士们唱着它翻过山岗。这首歌不是写出来的,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是从炮火里炼出来的,是从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手里、眼里、心里挤出来的——它唱的不是别的,就是1943年的晋察冀,就是那个时代最朴素也最有力的真理:团结起来,就能活,就能打,就能赢。
当最后一场雪融化的时候,陈庄的杏树开了花。牧虹和卢肃背着铺盖卷离开时,看见村口的孩子举着红缨枪,唱着“团结就是力量”,声音像春天的风,吹过刚翻好的土地,吹过挂着红布的戏台,吹过远处飘着炊烟的村庄。他们知道,这首歌已经不是他们的了,它属于这里的每一个人,属于每一个在困境里不肯低头的人,属于每一个相信“团结就是力量”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