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

60年代的日子,到底是什么模样?

清晨的风裹着灶屋的烟火钻进巷口时,王婶正蹲在门槛上择空心菜——菜叶子上还沾着露水珠,根须裹着泥,得一根一根捋干净。灶上的铝壶“滋滋”冒着热气,壶里熬的是红薯粥,稀得能照见她鬓角的白发。隔壁的小柱子扒着篱笆喊:“婶,我妈让借二两粮票,月底发了工分就还。”王婶从围裙口袋里摸出张皱巴巴的粮票,指尖在上面蹭了蹭——那是这个月剩下的最后两张,得留着给小儿子买上学的铅笔,可还是递了过去:“快拿回去,你妈蒸的窝窝头软和,给你弟弟留半个。”

巷子里的孩子们已经跑起来了。二丫的辫子上绑着妈妈用旧毛线编的头绳,正追着一只花蝴蝶跑,鞋子是千层底,鞋尖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絮。小柱子举着用废铁丝做的弹弓,瞄准树上的麻雀,却被路过的李大爷喝住:“别打,那是吃害虫的!”李大爷的蓝布衫洗得发白,领口的纽扣掉了,用一截细绳系着,手里攥着个旧茶缸,里面装着泡了三遍的茶叶,水都淡得没颜色了。

晌午的太阳晒得墙根发烫,生产队的大钟“当当”响起来,地里干活的人扛着锄头往回走。张大叔的裤脚卷到膝盖,腿上沾着泥,肩膀上搭着件破衣裳,是去年冬天的棉服,现在拆了棉花当单衣穿。他抹了把汗,从兜里掏出个干硬的窝窝头,就着怀里的腌萝卜啃了两口——早上出门时媳妇塞给他的,怕他饿。旁边的刘大姐背着个竹篓,里面装着刚割的猪草,篓子上挂着个玻璃罐,里面是给孩子留的炒黄豆,罐子盖得严严实实,生怕受潮。

傍晚的时候,巷子里飘起饭香。张家的灶上炖着萝卜汤,萝卜是生产队分的,切得厚厚的,汤里飘着几滴油花;李家在烤红薯,灶洞的余火里埋着几个,香味顺着风飘得老远,孩子们闻着味就凑过来,眼睛盯着灶洞,口水都要流下来。妈妈们在门口喊:“二丫,回家吃饭!”“小柱子,别玩了,粥要凉了!”声音裹着饭香,在巷子里绕来绕去。

晚上的风凉下来,邻居们搬着竹床、长凳聚在院子里。奶奶摇着蒲扇,给孩子们讲“牛郎织女”的故事,蒲扇是用芭蕉叶做的,边缘卷着边,扇出来的风带着股青草味。爷爷们蹲在旁边抽烟,烟卷是自己卷的旱烟,烟锅里的火星一明一暗,飘出呛人的味道。孩子们躺在竹床上,望着天上的星星,数着“一颗、两颗、三颗”,直到奶奶说:“快睡吧,明天还要割猪草呢。”

深夜的巷子里静下来,只有蝉鸣和远处的狗叫。土坯房的窗户里透出煤油灯的光,妈妈在缝补衣服,针脚歪歪扭扭,却扎得结实——那件上衣是老大穿小的,要改给老二穿,肘部的补丁得再缝一层,不然明天又要破。爸爸在旁边算工分,铅笔头短得握不住,在本子上写着“张三:10分,李四:8分”,迹歪歪扭扭,却写得认真——年底分红就靠这个,得算清楚。

60年代的日子,是粮票上的折痕,是补丁摞补丁的衣裳,是灶上熬得稀烂的红薯粥,是孩子们跑过巷口时的笑声。没有多余的东西,却每一样都攥得紧;没有华丽的装饰,却每一处都藏着热乎气。它像奶奶纳的千层底,鞋底厚,踩着稳,走在泥地里不滑;像妈妈熬的粥,稀是稀,却能暖到肚子里;像邻居递过来的粮票,皱是皱,却带着手心的温度。

那时候的日子,慢得能数清槐花落下来的次数,穷得能摸出每个硬币的纹路,却暖得能把冬天的风都捂热。它不是课本上的“物资匮乏”,不是博物馆里的“票证时代”,是王婶手里的空心菜,是小柱子的弹弓,是奶奶摇着的蒲扇,是每一个人活着的、热乎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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