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喷嚏何以杀死一个小公务员？
《小公务员之死》中，切尔维亚科夫的死亡像一则荒诞的寓言：一个在剧院不慎溅到将军脖子上的喷嚏，竟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个看似偶然的事件背后，藏着契诃夫对沙皇俄国社会最冷峻的剖。小公务员的恐惧，本质上是对权力体系的本能臣服。当他发现打喷嚏的对象是“大人物”布里扎洛夫将军时，道歉便不再是简单的礼貌，而是一场卑微的求生。他三次道歉，从最初的忐忑、到被冷遇后的恐慌、再到最后近乎神经质的哀求，每一次姿态的放低，都是对自身人格的凌迟。将军的“滚出去”像一把钝刀，切断了他赖以生存的精神脐带——在等级社会中，得到上级的宽恕是小人物安全感的唯一来源。当这种宽恕被彻底剥夺，他的世界便轰然崩塌。
而更深层的悲剧在于，主导这场死亡的并非将军的恶意，而是体制内化的奴性。切尔维亚科夫的恐惧是自驱的：他反复揣摩将军的“眼神”“语气”，将对方的不耐烦读为“记恨”，将沉默视为“酝酿报复”。这种过度敏感的卑微，恰是专制社会长期驯化的结果——在权力金塔下，小人物早已习惯用自我审查和限度的顺从换取苟活。他的死，实则是被自己构建的恐惧牢笼窒息而亡。
契诃夫未曾赋予这场死亡任何壮烈色彩，只用“他懵了，回家后没脱制服就倒在沙发上，不久就死了”这样平淡的笔触收尾。这种克制，让悲剧更显刺骨：当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被一个喷嚏轻易碾碎，当恐惧足以成为杀人凶器，整个社会的荒诞与残忍便暴露遗。
这个喷嚏杀死的，从来不是切尔维亚科夫一个人。它撕开了等级制度最虚伪的面纱——在那里，人的价值取决于身份标签，尊严可以被随意践踏，而数像小公务员一样的个体，不过是权力机器下声的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