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事变的“正史”记载，是否揭示了全部真相？
唐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清晨，长安玄武门的一场流血政变，彻底改写了大唐王朝的帝统传承。关于这场事变，《旧唐书》《新唐书》与《资治通鉴》等正史虽有详尽记载，但其叙述视角与细节取舍，是否全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历来备受争议。正史记载中，事变的起因源于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对秦王李世民的长期排挤与构陷。《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称，建成“与元吉谋作乱，潜引突厥入寇”，又“鸩毒秦王”，企图借出征突厥之机夺其兵权。李世民在长孙忌、尉迟恭等人的劝说下，决定“先事图之”。这些记载将李世民描绘成被动反击的受害者，其行为具有正当性。
事变过程在《资治通鉴》中有细致描述：李世民率尉迟恭等九人伏于玄武门，先发制人射杀李建成，尉迟恭追杀李元吉。东宫与齐王府卫士闻讯攻门，尉迟恭持建成、元吉首级示众，叛乱遂平。此时李渊正在海池泛舟，尉迟恭“擐甲持矛”入见，逼其下旨令诸军听秦王节制。这段记载凸显了李世民的军事果决与事变的快速终结，却对李渊的真实处境语焉不详。
值得意的是，正史对李建成、李元吉的负面塑造较为刻意。《新唐书》称建成“荒色嗜酒，畋猎度”，元吉“猜鸷好兵，居边久，益骄侈”，而对其政治能力与功绩多有淡化。这种叙事倾向与李世民登基后多次干预国史编纂的行为直接相关。据《旧唐书·褚遂良传》载，李世民曾查看《起居》，虽遭拒绝，却开创了帝王干预修史的先例，这使得“正史”中关于事变的记载难免带有维护李世民正统性的滤镜。
对于事变的核心矛盾，正史“兄弟争储”的个人恩怨，却弱化了更深层的制度冲突。李渊在统一过程中对诸子的权力分配失衡，导致秦王府集团与东宫集团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李世民麾下武将谋士如云，实际掌控关东兵权，早已对太子之位构成实质性威胁。这种结构性危机，定了流血冲突的不可避免，而正史更多将其归因于李建成的“失德”，模糊了制度根源。
从史料来源看，唐代国史历经多次删改，原始《起居》与《实录》已非原貌。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虽参照多种文献，却仍以唐代官修国史为基础，其考异部分对“建成元吉谋害世民”的细节也时有存疑。后世学者从墓志、碑刻等出土文献中发现，李建成的形象并非全然不堪，其在统一战争中亦有军功，这与正史记载形成微妙反差。
因此，玄武门事变的“正史”记载，本质上是胜利者主导的历史叙事。它构建了“暴君剪除、明君继位”的合法性逻辑，却在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制度漏洞的必然性以及人物形象的复杂性等方面留有遮蔽。真相或许永远湮没于历史迷雾中，但透过正史的文缝隙，我们仍能窥见政治博弈的深层规律——当皇权继承缺乏稳定规则时，刀光剑影便成为决问题的最终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