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4年，芮成钢现在怎么样了？
2020年7月的清晨，天津某监狱的铁门打开时，芮成钢背着一个旧帆布包站在台阶上。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T恤，裤脚沾着点灰尘——那是入狱前朋友送的，已经穿了6年。狱警递给他一张释放证明，他捏着纸角站了会儿，然后转身走向路边的公交车站。那辆开往市区的公交上，没有人认出这个曾经频繁出现在新闻里的男人。此后4年，公众再没见过芮成钢出现在镜头前。关于他的消息，全来自零星的“偶遇”：
2021年秋天，杭州滨江的一家社区咖啡馆里，有网友看见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桌上摆着一台旧款MacBook，屏幕亮着，是未成的英文翻译稿；旁边放着一杯冰美式，杯壁凝着水珠，杯身印着咖啡馆的小猫logo。老板说他“每周来两三次，总是坐同一个位置，不主动说话，但会和店员点头微笑”。有次下雨，他帮隔壁桌的阿姨扶了下被风吹倒的伞，阿姨说“小伙子人不错”，他笑着说“应该的”，没有提自己是谁。
2022年冬天，上海巨鹿路的旧书店里，有人撞见他蹲在地上翻一本1987年版的《世界知识》。他手指沾着茶渍，翻页很慢，偶尔停下来摸一下书脊上的磨损痕迹。老板认出他是以前常来的“老顾客”——他总找关于中欧文化的旧杂志，说是“翻译需要查资料”。那天他买了两本书，付现金时掏出的钱包是旧的，边缘磨得起了毛，里面夹着一张女儿的照片，是他入狱前拍的，女儿扎着羊角辫，笑得很甜。
2023年夏天，北京的朋友在国贸附近的一家素食馆遇到他。他和两个穿亚麻衬衫的男人坐在一起，桌上摆着几份打印稿，是关于“中欧小剧场交流项目”的策划案。朋友走过去打招呼，他站起来握手，手腕上还戴着入狱前的那块旧手表——表带已经换过两次，表盘上有一道浅浅的划痕。他说“现在帮朋友做些幕后的文化项目，不用抛头露面，刚好适合我”，说话时声音很轻，像在讲别人的事。
去年春天，有以前的同事去杭州看他。他租住在滨江的老小区里，阳台种着薄荷和罗勒，叶子上沾着晨露。他端出自己做的手冲咖啡，咖啡豆是楼下便利店买的，磨得有点粗。同事问他“有没有想过再做媒体”，他笑着摇头：“以前总想着站在聚光灯下，现在才觉得，坐在阳台晒晒太阳，比什么都强。”桌上摆着一本翻开的《翻译的艺术》，页边写满了批，迹还是以前的样子，工整但带着点潦草。
今年年初，有人在上海的旧书市集上见到他。他蹲在地上翻一本1990年代的《中国青年报》，手指顺着版面划过，停在一篇关于“大学生创业”的报道上。旁边的摊主认出他，问“要不要留一本”，他摇头，说“只是看看以前的样子”。临走时他买了一本《欧洲文化简史》，用旧帆布包装好，背着包慢慢走出市集，背影混在人群里，像任何一个周末出来买书的普通人。
没有人知道芮成钢现在具体在做什么，除了他身边的几个朋友。他们说他“每天按时起床，去咖啡馆写翻译稿，下午去项目组开会，晚上回家煮面”；说他“不再提以前的事，连朋友圈都只发植物的照片”；说他“偶尔会和女儿视频，女儿问他‘爸爸在做什么’，他说‘爸爸在做有趣的事’”。
出狱后的芮成钢，没有东山再起的传奇，没有痛彻心扉的忏悔，甚至没有太多关于“过去”的回忆。他只是把日子过成了大多数人的样子——认真吃饭，认真工作，认真对待每一个平凡的清晨和黄昏。他不再是那个“采访过总统的记者”，不再是那个“站在世界舞台上的年轻人”，只是一个叫芮成钢的男人，在认真活着。
就像那天在杭州的咖啡馆里，他对老板说的那句话：“稳当，比什么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