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子在等谁记起？
那顶灰蓝色的灯芯绒帽子蜷缩在衣柜顶层的纸箱里。第三次整理旧物时，我才发现它边角的绒毛已经磨成细灰，帽檐内侧泛黄的汗渍像褪色的地图，标着某个被遗忘的经纬度。手指抚过僵硬的帽型，突然想起最后一次见父亲戴它，是在2017年深秋的医院停车场。
那天风很大，他执意要自己步行到住院部大门。我跟在后面，看着那顶灰蓝色的灯芯绒帽子在风中微微歪斜，露出几缕被化疗剃短的白发。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在拖动灌了铅的棉靴，帽子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晃动，像一片即将脱离枝头的枯叶。后来护士说，那天他在病房窗边坐了很久，手里反复摩挲着空荡的帽架。
母亲说帽子是1998年买的。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父亲戴着它在单位大院里扫雪，帽檐积着厚雪像顶奶油蛋糕。邻居们隔着风雪喊他的名，声波撞在绒布表面又弹回去，混着扫帚划过冰面的咯吱声。那时帽子的蓝是浸在染缸里的蓝，绒面厚实得能接住阳光，衬得父亲鬓角的黑发格外分明。
这些年它被压在羽绒服和围巾底下，渐渐失去了蓬松的弧度。帽顶的褶皱里还嵌着半片干枯的梧桐叶，大概是某次被随手搁在窗台时钻进去的。我试着把它往头上戴，布料摩擦着耳廓发出沙沙声，像父亲晚年沙哑的咳嗽。镜中的影子突然重叠——那个在雪地里扫雪的青年，那个在病房窗前独坐的老人，还有此刻举着旧帽子发怔的我。
衣柜深处传来樟脑丸的气味。这顶帽子或许还在等某个清晨，等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把它轻轻掸净，等金属搭扣蹭过耳垂的冰凉触感。但阳光已经移到了另一个时区，灰尘在光柱里缓缓沉降，像谁也没说出口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