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上的大使们将国书郑重递交到驻在国元首手中时，这份盖着御玺或国徽、迹端严的文书，从不是仪式里的“道具”——它写着外交最本质的“对话密码”，像一把钥匙，精准对接两国的外交逻辑。
国书首先是“身份的铁证”
历史上的国书，第一行必然是派遣国元首的任命声明。它要白纸黑说清：谁，被谁派往哪里，担任什么职务。比如1875年清朝派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国书，便是同治皇帝的谕令：“现派三品顶戴兵部侍郎郭嵩焘，充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这句话的分量，等同于给大使一张“外交身份证”——只有当驻在国确认这份任命来自派遣国的最高权威君主或总统，大使才能获得“外交代表”的合法身份。没有这行，再贵重的礼物也替代不了国书的作用。国书是“友谊的开场白”
外交的底色是“和”，国书里必然有对驻在国的善意表达。它可能提及两国的旧谊，比如1901年伍廷芳任驻美大使时，国书写“中美通商以来，情谊日密”；也可能直接说“愿永固邦交”，像18世纪法国驻俄大使的国书里，路易十四写“朕深愿与沙皇陛下保持同盟之谊”。这些话不是空泛的寒暄——它是派遣国向驻在国释放的“信号”：我不是来挑事的，是来维持或增进关系的。国书是“权力的说明书”
大使能做什么？国书会给驻在国一个“底线”。比如19世纪日本驻英大使的国书里，明治天皇写“授予该大使全权处理两国通商、侨民保护及条约谈判事宜”；再比如清朝驻德大使的国书，会提“有权递交国书、接收公文、与贵国外交部商议一切事务”。这些内容不用写得太细，但必须明确：大使的权力来自派遣国的授权，他说的话、做的事，代表国家。国书最后是“请求的脚”
大使在异国要开展工作，离不开驻在国的协助。国书的，必然有对驻在国的请求：“望贵国元首惠予接待，并赐以应得之待遇。”比如郭嵩焘的国书里写“伏望大英国女王陛下，待之以礼，俾得尽职”；19世纪美国驻法大使的国书，林肯总统写“请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对该大使给予必要之协助”。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的人交给你了，请让他能做事。历史上的国书，从来不是华丽的辞藻堆砌。它用最直白的四部分内容，成外交最基础的“对接”：我派了谁，我想和你友好，他能做什么，请你帮他。这些内容，从17世纪的欧洲宫廷，到19世纪的清朝总理衙门，再到20世纪的美洲大陆，从来没变过——因为国书的本质，就是“把国家的意思，说清楚”。
当大使双手递上国书的那一刻，他递的不是一张纸，是派遣国的“外交底牌”：身份、善意、权力、请求，都在里面了。而驻在国接过国书，便是接过了“对话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