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能能是哪里的人？从一顿早餐里听出答案

朋友聚会上聊起王能能，有人忽然问：“他总说‘阿拉’‘伐’，到底是哪里人啊？”我想起第一次见他的早晨——写楼楼下的便利店，他捧着热乎的粢饭糕咬得脆响，嘴角沾着米屑，抬头对店员说：“再帮我装杯咸豆浆，要加辣油嘞。”那尾音带着点软乎乎的卷，像浸了晨雾的梧桐树影，一下子就把我拽到了江南的巷子里。

后来熟了，常听他讲小时候的事。比如小学放了学，背着书包沿着弄堂跑，梧桐树的影子在青石板上跳，路过阿婆的煤球炉，总能蹭到半块刚煎好的萝卜丝饼。“那饼要煎得两面金黄，咬开是烫的，萝卜丝的甜混着猪油香，”他说的时候眼睛发亮，“现在外面卖的都不对，要么太油，要么没了那股子‘烟火气’。”我查过，这种弄堂里的萝卜丝饼，是上海老里弄的招牌，连煤球炉的火候都有讲究——要慢火烘，让饼皮脆得掉渣，里面的萝卜丝还保持着汁水。

去年一起去苏州出差，路过便利店他突然停下，盯着冷柜里的光明冰砖不走。“小时候暑假，攒一周零花钱才能买一块，”他摸着包装纸，像摸一件古董，“用铝饭盒盛着，挖一勺子咬下去，奶味浓得能把舌头化掉。”光明冰砖是上海的老牌子，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卖到现在，包装还是蓝白相间的简单模样，像他抽屉里珍藏的旧粮票——那是他爷爷留给他的，上面印着“上海市粮票”几个，边角都磨得起了毛。

最有意思的是吃火锅那次。我们选了重庆九宫格，他看着红汤锅底皱眉头，夹起一片毛肚涮了三秒，嚼着嚼着就摇头：“辣是辣，可少了点甜鲜。”说从包里摸出一小瓶糟卤，倒在蘸料碗里搅了搅：“阿拉家里吃火锅，要蘸糟卤的，鲜得能把汤都喝掉。”糟卤是上海本帮菜的灵魂，论是糟毛豆还是糟鸡，都是家家户户的下酒菜，连火锅蘸料都要添一勺——这习惯，不是从小浸在弄堂里的人，学都学不来。

上星期加班到深夜，他从抽屉里摸出一盒南翔小笼，说是周末回“家里”带的。蒸笼掀开时，热气裹着肉香涌出来，皮薄得能看见里面的汤汁，咬开时要先吸一口，鲜甜的汤汁顺着下巴流，他赶紧抽纸擦，笑着说：“小时候吃小笼，总被汤汁烫到舌头，奶奶就捏着我的耳朵说‘慢点儿，没人和你抢’。”南翔小笼的原产地是上海嘉定，但最地道的味道，从来都在老城隍庙的巷子里——要排半小时队，要坐在木桌子旁吃，要就着一碗桂花糖藕，才能尝出那股“家的味道”。

那天晚上送他到小区门口，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挥挥手说：“明天早上去吃生煎？巷口那家，皮脆汁多，我帮你留两客。”风里飘来小区里的桂花香，他的声音混在香里，软乎乎的，像极了我第一次听他说“咸豆浆要加辣油”的早晨。

其实答案早藏在他的每句话里——藏在粢饭糕的脆响里，藏在光明冰砖的奶味里，藏在糟卤的鲜甜里，藏在那句脱口而出的“阿拉”里。他总说“家里的味道”，可“家里”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词，是弄堂里的梧桐树，是阿婆的萝卜丝饼，是小笼包里的汤汁，是刻在骨头里的、连自己都没察觉的“习惯”。

就像那天早餐店的店员笑着问他：“又来买粢饭糕啊？”他应着“哎”，伸手接过豆浆，指节上还留着昨天帮邻居修水管蹭的灰——那瞬间我忽然明白，他的“哪里人”，从来不是写在身份证上的地址，是刻在生活里的、连呼吸都带着的“烟火气”。

风又吹过来，裹着桂香钻进衣领，他缩了缩脖子，喊我：“快进去吧，明天晚了可没生煎了啊！”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单元门里，忽然想起第一次见他时的那个早晨——咸豆浆的热气模糊了他的脸，可那声“要加辣油嘞”，早把答案说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