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名人，为何总带着一种“穷且益坚”的劲儿？》
西南联大的校舍是真破。茅草顶的教室漏雨，砖铺的地面裂着缝，学生宿舍是大通铺，晚上能听见老鼠跑过梁木的声响。可从这里走出来的人，偏生都带着股子“压不垮”的劲儿——闻一多讲楚辞时抱着漏雨的书，邓稼先用罐头盒拼实验器材，汪曾祺在盐水白菜里挑出油星子还能写两句诗。他们的“坚”，从来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是把苦日子嚼碎了，咽进肚子里，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
闻一多在联大教《楚辞》时，住的是昆明城外的农家院。茅草顶漏雨，他就把装着《离骚》手稿的木箱子抱在怀里，讲“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时，声音像浸了桐油的麻线，沉而韧。学生说他的课“像用黄连煮的茶”，苦得直皱眉头，可咽下去，喉咙里反升出一股清劲——他连指甲缝里都沾着墨渍，说“做学问不是穿绸子褂子逛花园，是在泥地里挖井，得把根扎进实土”。后来他写《周易义证类纂》，没钱买稿纸，就用学生的作业纸背面，迹像刻在竹片上似的，一笔都不飘。
邓稼先读物理系时，连个像样的电阻箱都没有。他把装炼乳的铁皮罐头盒剪开，卷成线圈，用旧电池的碳棒当电极，在宿舍的桌子上搭“土实验室”。晚上路灯下算公式，蚊子叮得胳膊上全是红点儿，他就把袖子捋到肩膀，说“等算出结果，蚊子咬的包都是勋章”。后来他去美国读博，导师问他“留在美国能有最好的实验室”，他说“我学的东西，得用在自己的地里”——那股子“非做不可”的劲儿，早就在联大的破桌子上磨出来了。
汪曾祺更有意思。他说联大的食堂菜是“盐水煮白菜，上面飘着三根油星子”，可他总揣着两角钱，去校门外的小馆子买一碗米线，浇一勺辣椒油，蹲在门槛上吃。吃了就去茶馆写小说，写《昆明的雨》里的缅桂花，写《岁寒三友》里的陶虎臣，里行间全是热乎气——他说“日子再苦，也得捡点甜的嚼”。后来他写散文，笔调还是那么软和，像昆明的太阳晒在老墙上，连裂缝里都长着草。
这些人的“坚”，从来不是和苦较劲，是在苦里守住了最真的东西。闻一多守住的是“学术得扎进泥土”，邓稼先守住的是“科学得为中国人争口气”，汪曾祺守住的是“日子得有烟火气”。联大没有大楼，可梅贻琦校长说“有大师”——陈寅恪戴着眼镜在煤油灯下写《元白诗笺证稿》，朱自清提着布袋子去菜市买萝卜，吴宓站在漏雨的教室里讲《红楼梦》，他们的背影比任何大楼都结实。
西南联大的名人为什么有这股劲儿？不是因为他们爱吃苦，是因为他们在苦里没丢了“初心”——做学问的初心，做中国人的初心，好好活的初心。就像闻一多在《红烛》里写的：“烧吧，烧吧，烧破世人的梦，烧沸世人的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那团火，早就在联大的茅草房里、破桌子上、米线馆的门槛上，烧起来了，烧得比任何灯火都亮。
他们的劲儿，从来不是装出来的，是苦日子熬出来的，是真心焐出来的。就像昆明的缅桂花开在老墙上，连风里都带着香——苦过，才知道甜有多金贵；熬过人，才明白“坚”有多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