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运动到底是什么？
清晨的工厂门口，工人们攥着写着“八小时工作制”的纸牌，挡住运货的卡车；黄昏的田埂上，农民们举着锄头围成圈，挡住来收高利贷的地主——这些在街头、在田间发生的场景，就是工农运动最鲜活的模样。它不是书本里抽象的“运动”二，而是一群被生活压得抬不起头的人，终于敢站出来说“不”的集体行动。工农运动的主角，从来都是最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工厂里的纺织工、码头的搬运工、地里的佃农、种着租来的田的农户，他们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也是最直接承受压迫的人：工人要面对12小时以上的加班、扣得只剩零头的工资、随时被开除的威胁；农民要交一半以上的地租、还不的高利贷、遇到灾年连种子都要卖了还债。当这些压迫攒到忍可忍时，他们不再各自吞咽委屈，而是凑在一起商量：“我们一起找老板要工钱”“我们一起不让地主收租”——这就是工农运动的开始。
它的核心很简单：要回本就属于自己的东西。工人要的是能养家的工资、能睡觉的休息时间、不会随便被打的“人身权”；农民要的是能种自己的田、不用把收成的一半交给地主、不会因为欠一两银子就被抢了房子。就像上世纪20年代上海的“五卅运动”，工人们为了被日本资本家打死的工友讨说法，全市的纺织厂、电厂都停了工；就像湖南的“农运”，农民们组织起来，把逼死过人的地主拉到祠堂里算账——这些行动没有什么“宏大目标”，只是要让自己“活得像个人”。
工农运动也从来不是“乱闹”。工人们会凑钱买纸写标语，会选几个能说话的代表和老板谈判；农民们会凑粮食给参加抗租的人家送吃的，会一起守着村口不让地主的狗腿子进来。他们不是“散沙”，而是拧成了一股绳：工会、农会就是他们的“组织”，就像把数根细麻搓成麻绳，终于能拽动压在身上的石头。比如1922年的安源路矿罢工，工人们成立了自己的工会，用“罢工宣言”代替乱喊，用“集体谈判”代替 individual 反抗，最后真的让矿局答应了涨工资、减工时——这就是组织起来的力量。
它更不是“遥远的过去”。今天的外卖骑手集体“签劳动合同”，城中村的租房户一起抗议“乱涨房租”，工地的农民工联名要“拖欠的工资”，这些其实都是工农运动的延续。只不过现在的“工”可能是穿制服的外卖员，“农”可能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但本质没变：都是劳动者为了自己的权益，联合起来发出声音。
说到底，工农运动就是“劳动者的反抗”。它没有华丽的口号，只有最实在的诉求；没有高贵的出身，只有最朴素的愤怒。它是工人们放下工具的那一刻，是农民们攥紧锄头的那一刻，是一群从来被忽视的人，终于敢让世界听见自己的声音——这就是工农运动，最接地气、最有温度的“生存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