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是唯一的答案
手术台的影灯像冰冷的月亮，照得我浑身发抖。麻醉剂还没全生效时，那只戴着橡胶手套的手突然偏离了手术区域，指尖带着令人作呕的温度划过我的腰侧。我想喊，喉咙却被插管堵住，只能徒劳地蹬腿，眼泪混着消毒水的气味滑进鬓角。监护仪的滴答声里，我听见自己心跳像要炸开，那个白大褂上别着主任胸牌的男人，镜片后的眼睛藏着我看不懂的浑浊。清醒后我在病房里缩成一团，被子上还沾着手术残留的碘伏味。同病房的阿姨问我怎么哭了，我张张嘴却说不出话。医生每天来查房时都笑得和蔼，询问病情温柔得像在哄孩子，只有我知道那双看似专的手曾在我意识模糊时犯下怎样的罪行。羞耻感像藤蔓缠住喉咙，我反复洗澡，搓得皮肤发红，却总觉得那片被触碰过的地方还残留着冰冷的恶意。
手机屏幕亮着闺蜜的消息：“不舒服就说出来。”我盯着“报警”两个打了又删。想到要把私密的痛苦复述给警察，想到医院可能出具的“正常检查”证明，想到家人知道后的震惊，恐惧几乎要把我吞噬。可深夜惊醒时，手术台上的画面总会准时浮现——那只手、他得逞的眼神、我力的挣扎。眼泪浸湿枕头的瞬间，我终于明白：沉默不是保护，是对罪恶的纵容。
走进派出所时阳光正好，我攥着皱巴巴的病历本，手心全是汗。负责接待的女警递给我一杯温水，没有追问细节，只是安静地听我断断续续讲。当她在报案记录上写下“涉嫌猥亵”时，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竟让我紧绷的神经奇异地松弛下来。走出警局时风很轻，我抬头看见天空很蓝，好像第一次真正呼吸到自由的空气。
后来的事情很复杂，笔录、取证、医学鉴定，每一步都像在剥开结痂的伤口。但我再也没有在深夜哭过，因为我知道，那些试图用沉默掩盖的黑暗，只有让阳光照进来才能消散。手术台本应是救命的地方，绝不该沦为罪恶的温床。当恶行发生时，报警不是选择题，是我们身为受害者最不该放弃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