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先生与赛先生：百年前的启蒙密码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在发刊词《敬告青年》里，他第一次将“Democracy”与“Science”音译为“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个带着西洋口音的词，就此成了新文化运动最醒目的旗帜，也成了近代中国对“现代化”最直接的追问——我们要的，究竟是怎样的新文明？

德先生，是“民主”。在1919年的中国，它不是教科书上的定义，而是对封建专制的彻底反叛。那时，辛亥革命刚推翻帝制，但“皇帝”的影子还在：袁世凯要复辟，张勋带辫子军进京，连街头的算命先生都还在说“天子受命于天”。陈独秀说，“德先生”要的是“人人有自主之权”——不是做皇帝的“臣民”，而是做国家的“主人”；不是“三纲五常”下的“孝子贤孙”，而是能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现代人”。《新青年》上的骂“礼教吃人”，赞“个性放”，因为在他们眼里，没有民主的土壤，所有的“新”都是虚的——就像给旧房子刷层新漆，里面还是腐坏的梁木。

赛先生，是“科学”。它反对的是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蒙昧。那时，农村还有“缠足”的习俗，说“小脚才是美”；城里的大户人家办丧事，要请和尚念三天经，说“能超度亡灵”；连大学教授里都有人信“天人感应”，说“地震是老天爷发怒”。胡适写讲“实验主义”，鲁迅写《药》骂“人血馒头治肺痨”，周作人说“科学是打破迷信的利器”——赛先生不是实验室里的瓶瓶罐罐，是“用证据说话”的理性：比如用显微镜看细菌，就知道“痨病不是鬼附身”；用进化论讲“物竞天择”，就明白“落后就要挨打”。它要拆的，是“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枷锁，要立的，是“重估一切价值”的勇气。

德先生与赛先生从来不是两张皮。没有民主，科学会变成权力的工具——比如袁世凯用“风水”选墓地，说“能保子孙称帝”；没有科学，民主会变成暴民的狂欢——比如有人喊“打倒一切旧文化”，却连“新文化”是什么都不清楚。陈独秀说，“这两位先生，可以救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因为它们是一对孪生兄弟：民主给科学“自由”，科学给民主“理性”，合起来，就是“现代人”的模样——不跪着，不傻着，站着看清世界。

百年后再提“德先生”与“赛先生”，不是要翻旧账，而是要记得：当年的先贤们为什么要喊出这两个名。他们要的不是“西方的月亮”，而是“人的尊严”与“理性的光芒”——这两样东西，从来都是现代化最核心的密码，也从来都是中国人最该守住的初心。就像《新青年》的发刊词里写的：“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而德先生与赛先生，就是照进这“初春”里的第一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