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入侵的实例
南美大陆的水葫芦曾是被引种的“观赏宠儿”，其淡紫色花瓣与心形叶片一度成为池塘里的风景。这种原产于巴西的植物，因极强的繁殖能力和适应力，在引入我国南方水域后迅速失控——根系在水中交织成网，遮蔽阳光，导致水下植物枯死；密集的植株堵塞航道，让渔船寸步难行。如今在太湖、滇池等水域，每年需耗费大量人力打捞，却仍难彻底清除。同样源于美洲的福寿螺，最初作为高蛋白食物被引入。然而其肉质粗糙，被弃养后流入农田。这种螺类一天能产卵上千粒，幼螺啃食水稻幼苗，成螺咬断稻秆，曾让南方数省的稻田减产三成。更棘手的是，它携带的广州管圆线虫，会通过生食或半生食侵入人体，引发脑膜炎。
澳大利亚的野兔则演绎了一场“物种扩张悲剧”。19世纪，英国殖民者带来24只野兔，本想作为狩猎消遣，却没想到这些“外来客”在此没有天敌。短短半个世纪，野兔数量突破100亿只：它们啃食牧草、树皮，致使原生植物大片消失，袋熊、袋鼠等本土动物因食物匮乏濒临灭绝。政府曾用铁丝网围堵、投放病毒，却始终法根治。
北美白蛾的入侵更显“隐蔽杀伤力”。这种蛾类幼虫能取食200多种植物，从果树到行道树一幸免。20世纪末传入我国后，幼虫在叶片上吐丝结网，几天内就能将整棵树的叶子啃光，留下光秃秃的枝桠。成虫每年可飞行数百公里，加上国际贸易中藏匿于木材、包装中的卵，防控难度极大，如今已扩散至10多个省份。
这些实例中，外来物种或因人为引种，或随贸易、交通意传入，最终都突破了自然的生态约束。它们的共性，或许正在于那份不受限的生命力——当一个物种脱离原生环境的制约，便可能在新土地上掀起一场声的“生态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