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文化指的是什么

码头文化，是江河湖海边上那些靠水讨生活的人，用日子熬出来的活规矩。它不是写在书里的条文，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是清晨码头上鱼腥味里飘着的号子，是货主和船工握一下手就定下来的生意，是茶馆里南腔北调凑成的闲聊，是一群人在水边和风浪、和彼此打交道的密码。

码头是江河的嘴，吞进粮食、煤炭、布匹，吐出茶叶、瓷器、消息。在这里讨生活的人，脚底板沾着泥，裤腿卷着水，说话带着风——他们的文化，先得“接得住流动”。清晨五点，码头上的灯笼还没灭，安徽的船工扛着麻包从跳板上下来，第一桩事是往茶馆的灶上搁一把炒花生；福建的商人抱着木箱上岸，会把晒干的虾干塞给守码头的老头；本地的装卸工擦着汗走过来，顺手接过商人的箱子，不用问“给多少钱”，等活干，商人摸出几枚铜子，往他手里一塞，说“够买碗面”，他就笑着收下——这就是码头的“见面礼”，不是什么礼节，是流动的人之间，最快建立信任的方式。你要是端着架子说“我要签合同”，码头的老把式会笑你：“船要开了，等你写合同，江里的浪都跑远了。”

码头的文化，还得“耐得住务实”。这里没有虚头巴脑的讲究，一切围着“讨生活”转。装卸工扛麻包，得弯着腰，把麻包贴在背上——不是怕累，是怕麻包滑下去砸了脚；船工系缆绳，得绕三圈打个死结——不是多此一举，是怕浪把船冲跑；货主谈生意，得把拇指按在袖筒里——不是藏着掖着，是“捏码子”的规矩，价格说定了，吐口唾沫都是钉。就连喊号子，都不是唱的，是踩在脚步里的：前面的人喊“嘿哟——”，后面的人得跟“加把劲——”，慢半拍就会撞着肩膀，掉了麻包要赔，所以号子是“活的尺子”，量着每个人的力气，也量着每个人的良心。有回一个年轻装卸工偷懒，号子喊得响，脚步却慢，老把式用肩膀撞了他一下，说：“号子不是喊给别人听的，是喊给你自己的——你偷的懒，水会记着，麻包会记着。”

最要紧的，码头的文化是“揉得进混杂”。南来的、北往的，安徽的船工、福建的商人、本地的挑夫，把各自的习惯裹在包袱里，往码头一放，就揉成了新的样子。茶馆的桌子是拼的，长凳是凑的，有人端着碗辣油面，有人啃着咸虾干，有人喝着浓茶——没人觉得奇怪，因为码头的“杂”，本来就是日子的模样。本地的厨子会把安徽的辣油、福建的虾干、江苏的青菜煮进一锅汤，叫做“码头杂烩”，十文钱一碗，谁都能喝上一口；卖杂货的摊子上，既有浙江的丝绸，也有湖北的竹编，还有本地的草鞋——老板坐在摊子后面，操着一口“混搭话”：“要啥？丝绸是‘滑溜溜’的，竹编是‘结实实’的，草鞋是‘垫脚的’。”就连小孩都懂，见了船工要喊“大叔”，见了商人要喊“老板”，见了挑夫要喊“老哥”——不是教的，是听多了，就会了。

码头文化是什么？是清晨码头上飘着的茶烟，是装卸工背上的麻包印，是船工系缆绳的死结，是茶馆里凑在一起的“杂烩汤”。它不是什么高大上的概念，是一群人在水边讨生活的方式，是他们和水、和彼此打交道的密码。你要是问码头的老把式“啥是码头文化”，他会抹一把脸上的汗，指着江里的船说：“你看那船，得顺着水走，得跟着浪调方向，得和别的船错开——这就是码头的文化，不是学来的，是和水打交道久了，自然就会的。”

风从江面上吹过来，带着鱼腥味和茶香味，码头的号子又响起来：“嘿哟——加把劲哟——”，那声音裹着水汽，飘得很远很远，飘进每一个在码头讨生活的人的耳朵里——那就是码头文化，最本真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