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分钟里，镜头从长安朱雀大街掠过，落在黄鹤楼飞檐，又追着李白的帆船漂向扬州。时间在这里变成诗歌的脚：高适少年时梁宋苦练枪法，李白中年放歌“天生我材必有用”，颍水初见的意气风发与白帝城重逢的相视一笑，都被光影轻轻接住。观众跟着高适的回忆走，便在不知不觉间跨了几十年。
但“长安三万里”的“时间”，从来不止电影时长。“三万里”不是地理直线，而是诗人一生行旅的总和——李白25岁仗剑远游，足迹遍布半个中国，行旅超三万里，对应他从青年到暮年的大半生；高适从梁宋隐居到入仕，边城蓟门到长安朝堂，几十年奔波藏着时间的重量。电影用168分钟浓缩这些行旅，让观众在两个多小时里触碰到诗人们用半生走的“三万里”。
还有更绵长的时间藏在诗句里。“飞流直下三千尺”写于725年，“黄鹤楼中吹玉笛”吟于730年，从唐代流传至今跨越1200多年。当电影里的李白念出这些句子，168分钟的镜头连接当下影院与盛唐酒楼，时间变成不褪色的纸页，写满豪情与落寞。
168分钟是电影刻度，却是“长安三万里”的起点。它装下诗人们的一生，勾连千年共鸣，让“多长时间”的答案，从具体数字变成藏在唐诗里的时间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