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总是在辰时末刻到馆，要一壶龙井，一碟青梅，从日头初升坐到夕阳西沉。白衣洗得发白，袖口却用银线绣着细密的云纹，寻常商旅看不懂这纹样——那是二十年前东宫仪仗的旧制。他从不与人搭话，只望着窗外的老槐树出神，指尖偶尔摩挲腰间一枚半旧的玉佩，玉佩上刻着“明远”二字，玉质温润，是前朝翰林院的信物。
馆主老李头见过数客人，却猜不透这白衣人。直到那年秋闱，有个落魄举人在馆里借酒消愁，拍着桌子骂新科状元的策论是“拾人牙慧”。正吵着，白衣人忽然开口，声音轻得像风拂过宣纸：“那策论第三段，‘民为水，君为舟’，其实用了景和年间徐学士的旧稿。”
举人大惊：“徐学士？他不是早在十年前的‘文狱’里被革职了吗？”
白衣人端起茶杯，茶雾模糊了他的眉眼，“革职的是徐敬之，不是‘明远先生’”。
这话说，馆内忽然静了。角落里一个穿青布长衫的老者猛地抬头——那是退隐的前史官。他看着白衣人的侧脸，鬓角藏着几缕霜白，鼻梁挺直，像极了当年在翰林院总爱用朱砂批典籍的徐学士幼子。
三日后，白衣人没再来。案几上留了一卷书，老李头翻开，里面夹着张字条：“四方馆聚天下声，亦藏天下心。吾来此三月，见民生安乐，便知当年‘文狱’之冤，终有雪时。” 字条末尾盖着个小印，是枚残缺的“徐”字章。
后来有人说，景和年间徐学士被诬谋逆，幼子徐明远带着父亲的手稿逃入民间，隐姓埋名二十年。他来四方馆，不是避世，是想看看这天下，是否值得父亲用一生去守护。
如今那案几依旧空着，只是窗台上多了一盆兰草，叶片上总沾着晨露，像极了当年徐明远白衣上的银线云纹。四方馆的客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却再没人见过那个总穿白衣的客人——或许他早已化作一阵风，散入了这太平人间的烟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