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魏明帝临终前任命孙礼为大将军长史，辅佐朝政。后来司马懿与曹爽争权，曹爽专断，孙礼因劝谏被排挤。他面见司马懿时，流涕直言：“今社稷将危，天下凶凶，此礼之所以不悦也。”司马懿回应：“且止，忍不可忍。”这里的“忍不可忍”，意为“忍受所不能忍受的事”，是司马懿劝孙礼暂避锋芒，等待时机。此时的“忍”，是策略性的克制，暗含对“不可忍”之事的清醒认知。
随着历史演进，“忍不可忍”逐渐从具体语境中剥离，成为民间常用的处世智慧。而“忍可忍须再忍”的整表达，则是在“忍不可忍”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强烈的反抗精神。它不再局限于被动的“忍受”，而是当忍耐达到极限，便不必再忍，需果断反击。这种演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柔中带刚”的哲学密不可分——儒家讲“温良恭俭让”，但也“义愤”；道家讲“不争”，却也主张“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在近代以来的社会语境中，“忍可忍须再忍”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论是面对外侮时的民族觉醒，还是个体反抗不公的挺身而出，这句话都成为打破沉默、捍卫尊严的口号。它并非鼓励鲁莽冲动，而是在底线被突破后的必然选择——当退让换不来安宁，忍耐只会助长嚣张，便需以行动宣告：有些底线，不可触碰；有些尊严，必须捍卫。
从《三国志》中司马懿的“忍不可忍”，到如今“忍可忍须再忍”的广泛流传，这句表达的演变，恰是中国人对“忍”与“不忍”辩证关系的深刻体悟：忍是智慧，可忍时的“不再忍”，则是勇气与底线的坚守。它早已超越了最初的历史语境，成为刻在民族性格中的精神印记。